1. 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蓝海的塞伦迪皮蒂

迄今为止，为了分析济州文化，我们考察了作为'我、此地、此刻'的塞伦迪皮蒂理论。塞伦迪皮蒂这一概念虽然陌生，但因其能从混沌中揭示隐藏的秩序，故可以用以'我、此地、此刻'为基础的时间、空间、人间的框架来加以分析。然而，在分析济州文化之前，还需再经过一个阶段，即塞伦迪皮蒂作为文化理论的意义，以及塞伦迪皮蒂作为地域文化研究方法的意义。

蓝海可谓是尚未在海洋中被发现的金渔场，而塞伦迪皮蒂正是这样的蓝海。塞伦迪皮蒂之所以能够成为蓝海，是因为它能够进一步扩大创意性的特质。正如近来人文学在讲坛上陷入危机、却在市场上复兴一样[1]，文化理论在讲坛上也陷入危机，却在市场上正在成为蓝海。众所周知，文化理论在讲坛上自马克思主义崩溃以来，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议题。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整体上就是文化理论也不为过。然而，尽管众多理论家与理论层出不穷，却始终缺乏能将这些理论统一起来的理论。

为了寻找统一的文化理论，探寻文化理论源头的工作也随之展开。[2] 文化理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盛行，但其渊源可追溯至比此早约百年的韦伯，及与韦伯同时代的齐美尔。齐美尔的文化理论较之80年代以后的文化理论也毫不逊色。齐美尔生活的年代尚无结构主义之争，但理解与实证这两大主题主导着人文社会学界。所谓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出现，正是针对此，齐美尔通过文化理论创立了'形式社会学'这门学问。文化并非像实证主义那样，可以从第一人称视角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认知；它也超越了如'理解社会学'那样凭借你我之间解释学式理解便可知晓的范畴，而是一种形式般的第三人称之物。文化是为调节诸多势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关系而偶然出现的、如塞伦迪皮蒂一般的第三者之物。

齐美尔不愧为文化理论的先驱，发现了文化的偶然性与第三者性要素。然而，齐美尔的理论仅传承给本雅明等少数学者后便被遗忘，如今才重新受到关注。若将齐美尔关于文化具有第三者性的论述与后世其他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后世的理论并不违背齐美尔的理论。然而，要融合这两种理论，需要先厘清齐美尔理论中内含的另一个要素，那便是感应。感应是一种相互关系，其作用在于使循环运行的世界中得以产生共感、共同模式与对称。

齐美尔将自己的文化理论称为形式社会学，却未能明确说明形式社会学得以成立的根据。马克思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文化的根据在于人的欲望或资本的运动，而齐美尔尽管理论精致，却未能明确说明其理论所依据的动因，因此后世的理论家们理解起来颇为困难。

齐美尔未能说明的文化理论动因，若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可称之为感应理论。若说文化是由相互冲突的势力妥协而产生，那么冲突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感应的力量。共享文化的社会成员之间不断相互感应，因此必然需要出现能够加以中介的文化。由此可见，文化理论既非共产主义者所谓单纯的意识形态统治手段，也非资本主义者所谓的社会整合体制，而正是'共感的产物'。

若列举齐美尔之后文化理论的大家，可举出德勒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展开后现代主义论述的学者。通过对他们研究的考察，今日我们一方面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困惑。众所周知，布尔迪厄强调制度，鲍德里亚强调消费，德勒兹强调欲望。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各自关注了共感这一过程中的哪个环节。正如韩中日三国的共感方式彼此不同，文化也会因关注点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感应理论能够将这些理论统一为一体。归根结底，如果说文化是感应所导致的偶然性妥协的产物，那么唯有从偶然性的角度加以观照，文化的实相才能显现出来。

以塞伦迪皮蒂来分析的文化理论，首先从第二章所提及的各种创意性理论——即循环法则、萃智（TRIZ）、结构论——如何看待文化出发。首先来看循环法则，在循环法则中，文化被视为经过第一阶段经济与第二阶段政治之后、第三阶段即扩张阶段的要素。若将循环法则所看到的文化以图示表示，则如下所示。此图以吴光吉的循环法则加以呈现，该法则概括了作为类比思维特征的循环法则中的共通事项。吴光吉的循环法则所看到的文化，是处于扩张阶段的文化。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共享的属性。文化明显具有不同于政治、经济、宗教的自身色彩与作用。

[图Ⅲ.1] 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循环[3] [图Ⅲ.2] 循环法则的变化

在循环法则中，文化是始于经济、经由政治之后才发挥作用的主要议题。韩国正处于实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之后，为实现文化民主化而凝聚共识的阶段。若说通过循环法则看到的是文化在整体循环中所占的宏观比重，那么在萃智中则可以看到文化在微观层面运作的原理。

与循环法则相比，萃智将文化视为解决问题的过程。文化是一切问题解决的集合，而问题解决即矛盾的解决。作为问题解决之文化的实例如下所述。

`[图Ⅲ.3] 萃智的问题解决与文化 [4]

如上图所示，一旦确定了矛盾的解决方法，便形成了禁烟文化。确定方法的过程看似偶然，实则遵循着萃智式的法则。循环法则中发现的时间与空间的循环，在萃智中则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要解决国民吸烟自由与国民健康之间的矛盾状况，就需要将时间与空间加以分离。因此，在制定禁烟法时，应通过空间分离，分别设置禁烟场所与吸烟场所，并将可以吸烟的时间与不可以吸烟的时间加以区分。结构论则从更加多角度的层面，考察萃智中所分析的文化。

[图Ⅲ.4] 结构论中文化的位置[5]

从上图可见，由上至下愈发具有普遍性。若以循环法则而论，文化相当于意义，因此在结构论中，文化对应于意义。文化处于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中间阶段，是实现原理与概念的存在，因而实际上是最为核心的存在。

塞伦迪皮蒂的文化理论将这三种观点全部加以统合。由于各理论各有其独特的优点，唯有将三者综合起来看待时，塞伦迪皮蒂才会产生。因此，将塞伦迪皮蒂嫁接到各地域文化之中，是当今地域文化研究所必需的。

21世纪是地方性（locality）人文学与地方性文化的时代。所谓地方性，意指地域特性，可以说是各地方所具有的个性。一个国家的兴亡，取决于能否使其文化特色实现差异化；甚至可以说，如何以世界普遍标准使韩国文化的地方性实现差异化，决定着韩国的未来，此言并不为过。

地域是韩国文化的未来受到最尖锐考验的场所。就地域文化而言，其生存正系于文化的差异化。曾一度低迷的地域文化产业，如今借助中国特需，正获得高速增长的动力。韩国正迎来将地域文化的地方性开发为世界性旅游资源的新机遇。

以往关于地域文化的研究，集中于地域文化的固有性，因而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甚至对地域文化的固有性作出了两面性的评价。实际上，地域文化的固有性由于未能找到一以贯之的说明框架，往往被神秘化或被低估。所有这种两面性评价，都使读者感到困惑，也未能明确指出文化产业增长动力的引擎究竟为何。如今，应从地域文化的普遍性、而非地域文化的固有性中，去寻找地域文化的地方性。

地域文化的普遍性如同塞伦迪皮蒂一样，摒弃统计方法而采用演绎方法。塞伦迪皮蒂的方法与既有的演绎方法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演绎方法排除了偶然性，而塞伦迪皮蒂的演绎方法则包含偶然性。地域文化的普遍性，始于主张逻辑本身即具有地域性的循环法则。以往的逻辑只将中央的逻辑奉为逻辑，但正如循环法则所示，逻辑上可以存在众多种逻辑。开发出契合'我、此地、此刻'的逻辑，并使其价值获得认可，是地域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通过地域研究的变迁史，可以了解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众所周知，以往的地域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层面而非文化层面展开的。以提取该地域的交通、产业、旅游等属地性资料，作为地域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地域学研究的发展，实际上韩国的许多地域都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

地域学之所以需要社会学研究，是因为在地域学发展之时，韩国社会正处于工业化阶段这一特征之中。地域被解读为产业革命的起点，因此能够在各地域兴起制造业的社会学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当今地域学的主题从社会转向文化，与韩国产业阶段向服务业转变有关。如今，地域所被要求的是环境与新的文化体验。在城市中无法见到的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地域宝贵的旅游资源，各地方自治团体也纷纷展示并夸耀各自固有的地域文化。

文化就其属性而言，并非仅止于观看便告结束，因而具有持续性；但要将文化持续地开发为旅游商品，则需要对文化拥有准确的比较性认识。唯有证明何为具有差异性的文化要素、以及它为何更具价值，地域文化才能具备竞争力。

此外，地域文化最先被提出的课题是身份认同的证明，但要厘清文化认同，则必须等待文化理论确立为感应理论。一旦塞伦迪皮蒂被确立为感应理论，便能够持续为地域文化赋予新的价值。当文化被重新确立为感应之物时，各地域文化便会作为中介感应的文化，被重新审视为具有特征性的共感形态，而这种文化的重新审视，也将与各文化的优点相连接，从而有助于旅游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