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济州文化的塞伦迪皮蒂式再审视

21世纪是文化的时代。[1] 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不断催生出新的文化。亨廷顿所倡言的“文化很重要”的回响，早已深植于我们生活的深处，我们的生活正是在“文化”这一名义的框架中享受、生产、消费着文化。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尤其是，文化虽然包含人类共同的东西，但更先于此反映着自身的认同性。唯有当自身的认同性得以发挥时，才能成为真品文化、名品文化，而非仿冒文化。从这一层面而言，济州岛与其他地区不同，拥有着与韩国既相同又不同、既不同又相同的自身文化。

回顾济州岛过去的历史，那是一段苦难与试炼的历史。曾一度受元朝统治，朝鲜王朝时期又成为重罪流放者的流放地，日据时期还沦为日本帝国的军事基地。这种状况甚至使济州岛原住民宁可选择备受歧视的日本，也不愿留在内陆。也就是说，济州岛也曾是被“我”与“他者”共同抛弃之地。

然而，如今的济州岛已经不同了。岛屿这一特征、自然地理条件、朝鲜半岛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位置，加之现代社会的时代需求相互交织，使其获得了以往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瞩目。经济的富足与生活的从容，使人们想到环境与健康生活文化时便联想到济州岛；信息化将这座因海洋这一地理空间而孤立的岛屿解放出来，使济州岛成为与世界沟通的岛屿；全球化则把来自各国的人们汇聚到济州岛。此外，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这片贫瘠之地蜕变为宜居而舒适的岛屿。对于那些厌倦了激烈竞争与艰辛日常的人们而言，济州岛成为孤立于自然之中的休憩空间。由此，兼具时代各种需求的济州岛及其文化正日益受到关注。

长期以来，学界对济州岛文化价值进行考察，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研究。然而，正如社会系统一旦发达便容易趋于一元化那样，解读社会的方法也往往趋于一元化，或立足于既有理论展开。而且，若一味遵循既有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容易陷入所谓“路径依赖”带来的谬误。因此，本文试图以不同于既有研究方式的方法来审视济州岛文化。本文所说的“新”，并非指用以接近济州文化的理论本身是新的，而是指方式是新的。而且，这些理论其实已在其他研究中被介绍和探讨过。然而，将具有哲学、文学、社会学基础的诸理论加以复合运用，与既有研究不同，期待能够传达出新的视角与观点。

为此，首先尝试以“实存与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分析既有的济州岛文化，并将其作为创造新文化的端绪。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执着于现象，从而遗忘了本质。在此，我们强调本质的重要性。实存性的进路能够以“我、此地、此刻”为中心，为主体性、创造性的文化奠定基础。这并非从他者的立场去看，而是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原本状态去思考，意味着必须客观地看待自身、科学地加以分析、合理地加以思考。从实存的立场而言，正是要通过反思（Reflection）的作业，去准确地认识那个自以为最了解的自己。归根结底，一切文化都是从对自我的反思出发的。而在此过程中，还须一并考量与其他文化、其他人、其他时代相遇时所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当然，即便立足于实存的立场，结构性问题也并非全无影响，因为纯粹不受任何影响而存在的实存是不可能的。此外，若从“我”与“我们”的差异来考量，便会注意到“我”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关系”。在“我”之中并不重要的“关系”，到了“我们”之中，便成为连接我与你的纽带。

在以实存与结构展开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共感与类比（analogical）思维来拓展文化。若已完成对自身文化的反思，那么接下来便需要对自身文化进行多样的再阐释与拓展，而共感与类比思维正可作为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作为从实存与结构中发现的自身文化的拓展，类比思维与共感是必要的。类比思维与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相关（correlative）思维相似，也与所谓联想思维相通。从逻辑上看，它更接近归纳论证，与东方式的思维方式相似。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歌，多运用类比思维。此外，中国古代哲学《庄子》中最常使用的寓言，也与这种思维方式处于同一脉络之中。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与东方所发展出的共感相结合，可用于文化的拓展。例如，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化产业中屡被提及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生产也十分重要，因为类比思维与共感，能够以人们所共有的相似感受为基础去构建故事，并便于人们共同分享。文化拓展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本文则着重以共感与类比思维为立足点，将济州的历史与地理运用于故事讲述，试图借此拓展济州文化。

最后，本文考察了通过塞伦迪皮蒂实现济州文化的创造。当然，运用上述方法时难免存在勉强之处：既有分别以各自理论来处理济州岛文化的分析、拓展、创造的勉强，也有将其具体运用于地域文化的勉强。但正如前文所述，本文立足于探寻新可能性的立场，仍愿以此为意义所在，加以尝试。

1）通过实存与结构分析济州文化

现代文化与实存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尤其是，现代人对实存的追求，可见于精神病理学之中。精神病理学中，把握某人精神状态特征词语的方法，通常并非从此人最喜欢的词语中寻找，而是从其表现出最强烈负面反应的词语中寻找。这种被负面偏好的对象，被称为“创伤（trauma）”。同理，用以标示某个时代特征的词语，与其从该时代最偏好的词语中寻找，不如从该时代最受压抑、最受否定的词语中寻找。若考虑到以“反实存主义”为起点的后现代哲学，那么今日的这一词语可谓正是“实存”。如今，“实存”这一概念，恰如精神病理学中的“创伤”一般，即便想要遗忘，也始终萦绕于记忆之中，人们始终无法摆脱其影响。[2]

从这一层面而言，济州文化具有能够回答现代人所追寻的“我、此地、此刻”这一结构性实存问题的特征。济州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历经的无数难关，能够为那些试图突破当代难关的人们提供某种解答。济州文化在艰难险阻中力求成功，其价值恰恰体现于它能够为现代文化所追寻的实存问题提供解法。[3] 实存概念，是一种在不预设任何实体性前提的情况下、从“我、此地、此刻”这一情境性视角出发解决问题的非实体性问题解决框架，它在只有自由主义与辩证唯物论两种问题框架的欧洲，于欧洲当时所面临的危机状况中应运而生，在解决新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4]

若以“我、此地、此刻”这一实存概念来把握实用性，实用性便会呈现出极为多样的解释。21世纪，实用性与实存概念本可并存，但20世纪实存概念出现之初，实存乃是从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出发的。20世纪所发现的实存概念的反实用性，成为实存主义兴衰的动因（動因）。在“经济人”这一利己人性观占主导的时代，实存所具有的反（反）利己性的反（反）实用性，使实存主义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然而，如今实存主义已经退居其后，回顾起来，正是当初使实存主义备受瞩目的那种反实用性，成了它日后销声匿迹的原因。从“我、此地、此刻”来看，20世纪实存概念与21世纪实存概念的区别在于：与20世纪不同，21世纪的实存概念必须同时包容实用主义。[5]

我们应当以“我、此地、此刻”为中心的实存为基础，来考察济州文化。举例而言，昔日在世界市场上作为词典代名词而闻名的《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ca），曾因互联网词典的兴起而陷入困境。[6] 而《大英百科全书》最终也是在以“我、此地、此刻”为中心重新审视自身之后，才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大英百科全书》放弃了纸质词典业务，转而发掘并壮大自身的优势——正是在以我、此地、此刻为中心的实存及由此拓展而来的结构之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通过实存与结构对“我”展开的分析，最终为《大英百科全书》明确揭示了其自身的定位与角色：《大英百科全书》并非一家出售厚重纸质词典的公司，而是一家“出售人们所需要的高端知识”的公司。而且，正是凭借这一点，它从广大民众那里建立起了坚实的信任。此外，“此地”与“此刻”，指的是数字社会而非模拟社会，这一社会需要《大英百科全书》所拥有的权威知识与信息。于是，《大英百科全书》进入了两者交汇的在线教育市场，并由此获得了发展。

济州岛文化的情况亦是如此。首先，须以“我、此地、此刻”为中心，从实存性与结构性两个层面进行自我分析。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可以想到的济州岛的实存性与结构性特征如下。

第一，济州岛是一座岛屿。岛屿是孤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影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是位于距美洲大陆1000公里处、由19座岛屿组成的群岛。正因孤立，才使得多样的生物得以原样保存。然而，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该群岛因军事价值而受到瞩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重要据点。济州岛在古代曾是流放之地，在近代曾是人们不得不离开、遭受抛弃之地；而进入现代以后，则转变为人们竞相寻访的乐园（paradise）。乐园的特征在于断绝。断绝是主动、自发的行为，而孤立则是被动的行为。监狱与修道院的区别，也正在于前者是孤立，后者是断绝。断绝因其主动性而带有感恩之心，追求幸福；孤立则带有抱怨的态度，视自身为不幸。过去，济州岛如同加拉帕戈斯群岛一般，因作为岛屿而处于孤立状态，如今这一状态反而成为优势，吸引着那些寻求自发性断绝、渴望享受因孤立而得以保存之成果的人们的关注。这正是济州岛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实存性兼结构性特征。

第二，是济州岛的自然条件——依情境不同，或被解读为祝福，或被解读为灾祸。济州岛东西长73公里，南北长31公里，岛屿中央耸立着海拔1950米的汉拿山，另有368座“오름”（寄生火山）及约160个熔岩洞窟。如此小的岛屿上拥有如此众多的洞窟与寄生火山，实属罕见。气候方面，年平均气温14℃，气候温暖，且因汉拿山的存在，随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气温。这种有别于内陆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济州岛独有的异国情调与文化。济州岛的土地大部分由黑褐色的火山灰土构成，原本贫瘠，但经济州原住民世代的努力与变迁，终成桑田碧海之势，自然条件也由此从灾祸转变为祝福。

第三，济州岛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位置的影响。位于韩国最南端的济州岛，处在韩国、中国、日本三国的中央地带，是连接俄罗斯、中国、日本与东南亚的要冲。例如，在日据末期，济州岛作为远东地区军事要冲的重要性极大，以至于日本帝国将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中约一半、约7万人驻扎于济州岛，将其视为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堡垒。

济州文化正是在上述三种实存性与结构性特征的作用下，发生了多样的变化。第一点与第二点侧重于实存层面，第三点则侧重于结构层面，各自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正因如此，济州岛才得以在韩国既是面积最小的“道”（行政区），又是面积最大的“岛”，并始终保持着自身独有的色彩存续至今。

这三种动因，有时成为济州文化发展的养分，但有时也给济州岛与济州文化投下阴影。据说不久之前，济州岛许多家庭中，日本产的大象牌电饭煲远比内陆家庭常见。原因在于，济州岛许多人的兄弟亲属都在日本。据说过去济州岛人为了谋生，宁愿远渡比内陆更受歧视和贱待的日本。在古代，济州岛作为流放之地，不过是地理上遥远的一座偏僻孤岛。因此，过去的济州岛人对自身文化的自尊感相对较低。

此外，将四三事件等历史创伤作为观光对象的黑暗观光（dark tourism），曾一度与美丽的自然观光一道，成为人们记忆济州岛的两大符号。[7] 当然，如今这种现象已大为淡化，黑暗观光虽可成为济州岛的一个特征，但仅凭黑暗观光，难以使其成为持续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观光胜地。世界级的观光胜地，比起黑暗观光的观光地，更是胜利与喜悦的观光地。游客到访旅行地时，比起单纯美丽的自然，更会为那种以智慧与美感善加利用自然的文化所打动。事实上，济州岛真正的价值，比起黑暗观光，更体现在济州更为杰出的历史与文化之中，然而至今仍有部分人，将济州岛文化记忆为如同“恨”的文化一般，充满不幸与悲伤的意象。过去部分济州岛民，因认为自身文化并非主体性文化，而是由外部引入的融合与殖民的文化，故而无法拥有自信与自尊。而从某种角度看，罗马文化与中华文化，其实比济州岛文化更是殖民的文化，是从外部吸纳更多元素而形成的受容与融合的文化。如今，济州岛应当以“我、此地、此刻”为基础，重新找回自身的自尊与自信。唯有如此，济州文化才能得以发展。

要认识济州岛文化的价值，需要摆脱对文化固有观念的框架。事实上，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也并非完全由自身独创的固有文化构成，而是像济州文化一样，包含了大量从外部传入的文化成分。因此，评价的标准需要转变为：多大程度上将外来文化加以自我化运用。以这一转变后的标准来评价济州岛文化时，济州文化足以像罗马文化或中国文化一样，给游客带来深刻的感动。迄今为止，济州文化对来访游客的应对十分不足。过去，济州文化只将自身塑造为悲伤的文化、想要掩藏的文化，从而在游客中引发了黑暗观光式的共鸣，却未能激起希望的共鸣。大多数游客希望通过克服苦难的文化获得活力。如今应当反过来积极利用这一点。例如，济州岛被评价为聪明且重情重义之人较多之地。济州岛人聪明，与过去曾是优秀人才的流放地这一点有关；而情义最为深厚，则可以说是长期维系的共同体所具有的伦理使然。可见，负面的命运结出了正面的果实。

正如电影《芝室》所呈现的那样，济州岛是韩国维持传统共同体文化时间最长的地区，而韩国在传统社会中也曾拥有十分淳朴的民心。济州岛的民心虽然朴素，但济州岛这种朴素的民心不能仅仅视为纯真而已。济州岛的共同体意识，可以看作是源自数不清的外敌入侵而形成的一种自生性生存方式。事实上，直至济州岛已经商业化的今天，济州岛的共同体意识依然以“眷党文化”的形式，在选举中发挥着影响。这一切都是将短处升华为长处的表现。归根结底，长处与短处犹如手掌的正反两面，在实存与结构的变化之中，二者随时可能相互转化。

济州文化完全可以凭借上述实存与结构上的特征，成长为一种主体性接纳外来文化的模式。就济州岛而言，这种主体性接纳在“李在守之乱”与“四三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在守之乱”与“四三事件”均已被拍成电影，为一般大众所广泛知晓。若以电影为中心考察“李在守之乱”，便可发现，帝国主义时期天主教所具有的特征，在济州岛体现得最为鲜明。

济州岛实际上拥有与其最美景观相称的、最为强烈的克服苦难的历史与文化。为此，应当让现代人也能理解济州岛所铸就的这一文化价值。而其根基所在，则是济州文化自尊感的恢复。进而言之，观光应当以“观光”本身的方式来培育。观光并非如西方所言只是观看与享受，而是寻访“光”并加以学习，换言之，即寻访建立了辉煌业绩之人，并透彻入微地加以审视，此谓之“观”。如今，济州岛应当依据时代与空间所提出的要求而作出改变。例如，济州岛的观光可以转变为治愈自我、治愈他人的治愈型观光，也可以将济州岛转变为道德君子之岛，从而使济州岛成长为韩国伦理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与其他地区不同，海岛自古以来就具有作恶之后无处可逃的特点，济州岛完全可以借助这一特点以及洁净的自然环境来实现上述目标。

由此可见，济州岛在韩国的文化脉络中，具有既特殊又多样的意义。不仅如此，济州岛还是一个通过创造与自然共生的新文化而广为世界所知的地方。进入现代以来，济州岛先后获得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世界地质公园、生物圈保护区等国际认可，同时还举办了多种国际会议与国家首脑会谈，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前文所述的岛屿、自然、地缘政治动因等实存性、结构论性特征，正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通过共感与类比思维扩展济州文化

济州文化可以通过共感与类比思维来谋求文化上的扩展。与以往不同，现代社会对共感有着迫切的需求。[8]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对人类理性的不信任，转而在“共感”中寻求替代方案。所谓唯物论的崩溃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人们重新发现，此前一直被轻视的人类共感能力，或者说现象学意义上的共感情感，可以超越理性，抑或可以成为重新发掘理性之实际根源的途径。事实上，在脑科学领域，能够为共感理论提供实证支持的镜像神经元已被发现；而在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中，只能以共感理论加以解释的现象，也已成为社会现象的主流。[9]在将人文学扩展至精神治疗领域的人文治疗中，共感同样成为核心议题。[10]在这个失落的时代、疲惫的社会里，我们所饥渴需要的，恐怕正是对自我的觉察，以及对自我的尊重，还有对我所立身的此地与此刻的省察。这也是先秦儒家所面对的同一个问题，因此他们试图在“我、此地、此刻”中以共感的方式来化解这一问题。由此可见，共感正是“我、此地、此刻”，亦即实存与结构的根据所在。正因为共感，把握实存与结构才显得尤为重要。[11]

共感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理论的关键词，是因为共感正是作为文化基础的道德理论之根源所在。共感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理论的基础，则是因为西方重新发现了儒教文化的根源原本就在于共感。[12]从共感的角度来看，儒教文化在济州也可以被发现。[13]这种共感理论可以与类比思维相辅相成，用于文化的扩展。从这一角度而言，济州文化在今天理应以共感这一主题加以扩展。例如，济州的“眷党文化”，正是以“我、此地、此刻”为中心的共感文化，可以被视为儒教文化中最为高贵的一部分。

此外，拥有始于熔岩喷发这一最为古老历史的济州岛，其类比性文化的历史故事，正是从济州岛的地缘政治位置开始讲起的。济州岛巍然屹立于南太平洋之中，其文化正是从海洋与陆地熔岩喷发这一类比性对照中拉开序幕的。早在很久以前，正如秦始皇徐福传说所显示的那样，济州岛文化仅凭自身所具有的美，便足以成为一种文化。济州岛作为秦始皇下令寻找不老草的徐福一行人的终点，最早被载入史册。徐福的故事，呈现出权力与自然这一类比性对照的典型样本。同时，济州岛所拥有的自然界类比性对照，本身也彰显出济州岛的文化价值。仅凭其自然本身，济州岛便由陆地上难以见到的诸多类比性对照构成。由此可见，通过共感与类比思维来扩展济州文化，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考虑，济州岛文化的多样化扩展在诸多方面都是可能的。

那么，让我们以济州岛的地理特征为依据，更为具体地思考一下运用共感与类比思维来扩展济州文化的方式。例如，可以在济州岛的地形上加入风水学式的故事叙述，从而将济州岛整体打造为一处文化遗产。[14]济州岛虽以“偶来路”（Olle-gil）闻名，但也可以说，济州岛还存在着比偶来路蕴含更宏大自然智慧的“水之路”与“火之路”。当然，这一点此前也已有一些人提及。本文也曾从通过共感与类比思维扩展济州文化这一角度，先行提出过“水之路”与“火之路”的构想。[15]

济州文化可以通过共感与类比思维得到多样化的解读与扩展。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济州岛自然相关的传说、神话、文化与历史，以及日常文化之中，发现或运用类比思维，从而拓宽济州文化的范围。所谓类比思维，是指整体与个体由相同的结构构成，因此无论理解整体还是理解个体，只需以相同的结构去思考即可。由此可见，类比思维与共感是能够将结构与实存问题加以扩展运用的方法之一。类比思维既是东方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十分适合嫁接于济州文化的素材。之所以能够运用类比思维来扩展济州文化，是因为依据济州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位置特征，类比思维在此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因为济州长期处于孤立的危机境况之中，向来必须以“我、此地、此刻”的视角来处理事物。

3）通过塞伦迪皮蒂实现济州文化的创造

济州岛文化可以在被多样化分析与扩展的过程中得到创造，创造的方法与过程也十分繁多。创造意味着创造出新的事物，因此不能仅以某种固定的框架来看待。在众多创造的方法之中，本文拟从塞伦迪皮蒂的视角来考察济州文化的创造。

在济州文化的创造中，塞伦迪皮蒂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考量的一个方面。济州文化所具有的塞伦迪皮蒂式特征，可以在前文从实存与结构角度考察过的岛屿性质、自然条件、以及朝鲜半岛所处地缘政治位置的延长线上加以思考。通过对济州文化施以类比性的路径，可以扩展济州文化；而通过塞伦迪皮蒂，则可以实现更为积极的扩展，亦即创造。

正如在济州文化的实存性、结构性分析中所提到的那样，岛屿这一属性，同时兼具孤立性格与易于向外拓展的性格。文化兴盛之时，因易于向外拓展而可以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文化衰退之时，则会陷入孤立，无法获得周围的关注。在这类事件的前后，都存在着偶然性因素，而如何加以运用，将决定其能否成为塞伦迪皮蒂式的成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以下事实：济州扎根于韩国这一半岛文化，同时又与作为其边界的日本海洋文化、中国大陆文化相互共享。归根结底，自身文化究竟具备怎样的能量，决定了济州文化的地位与评价会有所不同。

回顾过去的济州文化，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善用偶然性的文化底蕴。济州岛在历史上不断解决诸多难题，才得以存续至今。例如，如今深受众多民众喜爱的济州岛矿泉水“三多水”，正是克服了济州岛这座海岛长期缺乏饮用水这一局限的又一段逆转剧。而在这背后，同样存在着另一个塞伦迪皮蒂。[16]

目前正在推进的电动汽车的运用，同样是一种将前文所述济州特征发挥到极致的创造性路径。若能在过去层面上，与长期延续下来的济州矮马文化相衔接，在未来层面上，则扩展为无公害汽车、无公害城市、环境首府，那么这也将成为又一个可能实现的塞伦迪皮蒂。

英语特色城市或国际学校，也是可以在济州这种孤立与开放并存的情境中寻得的又一个塞伦迪皮蒂。更进一步而言，应当具备能够成长为国际化城市的基础设施，将济州岛从孤立发展为积极开放的海岛。

另一方面，在落后与发展之中所应寻求的，是对天赐自然环境的积极利用。若说过去自然环境曾是使济州文化与济州社会趋于落后的因素，那么如今则应将其转化为发展的原动力。正如“济州岛黑龙万里石墙田”所示，济州拥有与自然相协调、成功克服天赐自然环境局限的先例。济州民众勤恳而卓越的开拓精神，一边耕耘石岛，一边将耕作中挖出的石头如石墙般垒砌起来，这些石墙相互连接，形成了犹如黑龙盘卧般的壮丽景观。[17]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与其说是出于必然，不如说是由偶然事件推动而成，然而正是人类必然性的努力与态度，最终呈现出创造性成功这一塞伦迪皮蒂。

济州偶来路，归根结底也可以被视为：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孤立海岛、无法再向外拓展的有限空间而想出的方案，同时也是源自海岛这一偶然性——即在“边界”之中拥有属于自己的边界，从而能够划分出海与陆的边界、自然与人的边界、人为与自然的边界等等。[18]与其他地方不同，济州的天赐自然资源与人相协调、得到了良好的保存，因此这一天赐自然环境，将成为引领济州未来的又一处宝贵的资源宝库。

此外，海岛女性人口较多，由此孕育出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例如，金万德便是韩国历史上以平民身份通过捐献而为国家立下大功的一位女性。如今应当将这一点加以更为创造性的发展。韩国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取决于对女性力量的运用，济州文化完全可以在这一点上作出创造性的呈现。此外，正如被称为“眷党文化”那样，济州也形成了共同体高度发达的文化。

从“女性尊重文化”“偶来路”，到近来被频繁提及的“英语特色城市”“环境首府”“疗愈与清洁之城”，再到将其付诸具体实践的“电动汽车的运用”，济州文化的大部分内容，不仅是克服自然困境的文化，更是克服人类与社会困境的文化。也就是说，其中存在着一种加上了逆转、最终导向成功的“塞伦迪皮蒂”文化。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与济州以往所遭遇问题相类似的种种难题，从这一角度而言，济州文化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不仅仅作为伤痛与创伤被人们记住，而是能够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诸多启示。因此，将偶然性转化为创造性成功的塞伦迪皮蒂，可以成为济州文化的新希望。此外，为了孕育出多样化的塞伦迪皮蒂，还应当尊重能够包容各种偶然与失误的开放文化与文化包容力。在这一点上，正体现出济州文化的优势所在。

从这一角度而言，前文所举济州岛自然所具有的类比性感动，也可以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扩展至历史的层面。济州的历史，与那种沾染着人世荣辱的陆地文化不同，可以解读为：正是凭借自然所具有的类比性纯粹，才得以感动游客。历史的存在，并非仅仅依靠必然性因素，也依靠偶然性因素。若不将历史仅仅视为必然性努力的产物，而是与偶然性因素一并观照，便能发现多样的创造性素材，并将今日的困境转化为积极的创造能量。

济州历史的兴衰起伏之中，存在着以偶然性为基础的共感与类比思维要素，这在高丽时代的三别抄身上也可以看到。济州抵抗蒙古之久，全世界罕见其匹，且曾援助三别抄，这段历史使济州超越自身，与全人类产生了深切的共感。进入朝鲜时代后，济州迎来了更为节制的文化体系——性理学。虽说儒教夺走了昔日海上王国所享有的自由，但儒教也为济州展示了创造新文化的契机。济州因此成为得以成为儒教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典范的岛屿。经历日据时期与6·25战争，济州留下了诸多痛苦的记忆，济州也因此屡遭重创。济州终于战胜了现代这一时代中最痛苦的部分，如今正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区。济州的历史犹如世界文化的汇聚之地，成为连韩国本土带来的苦难都一并克服、最具韩国特色的地区。由于与陆地相隔绝的特性，济州岛历史的兴衰起伏也呈现出与陆地不同的特征，即荣耀与苦难极端交替降临。我们可以以济州文化的历史为依据，进一步想象通过塞伦迪皮蒂而实现的济州文化的多样创造。

不仅如此。若更为积极地探索通过塞伦迪皮蒂实现济州文化的创造，那么看似偶然之事，也可再生为创造性的必然。济州所保存的文化，远与欧洲相连，也在告诉我们人类应当如何为未来做准备。据史学界正在揭示的理论，人类最早形成文明的阿尔泰地区曾发生过多次民族迁徙，由此才形成了今日的世界文明。[19] 据说从咸海地区迁徙而出的民族之中，既有据传侵入印度的雅利安族，也有据传创造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族与埃及族，还有创造了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族，此外还有中国及东北亚诸民族。据说因与洪水相关，这些民族曾在咸海地区共同营造了长久的文化，故而即便后来彼此离散，仍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而生活至今。全球化时代愈发凸显的世界文化共通性，为这一“发源于咸海地区而后离散”的假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验证。

然而，世界都好奇从咸海地区离散而出的早期文化究竟拥有怎样的文化面貌。从这一层面而言，具备能够吸引人们的要素、并可将其升华为塞伦迪皮蒂之条件的地方，正是济州岛。这是因为济州因孤悬为岛而获得了保存原型文化的契机，并在实存的、结构性的处境中，具备了能够与其他地区产生共感的类比性因素。世界各地游客来到济州最能产生共感的可能性之一，正是济州文化这种始原性所具有的类比要素。济州所具有的共感与问题解决能力，也可视为潜藏的始原文化的结果。游客在观赏济州的始原文化时会深受感动。济州保留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创世神话，欧亚大陆上也留存着众多巫俗与传说，因此济州能够以多种方式裁剪、呈现人类是如何开始的这一命题。

济州岛的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原始文化的水准。然而，正因其孤立地区的特性，济州才得以保存下堪称世界古代文化博物馆般古老的文化，若换个角度看，其历史与传说中亦不乏最为先进的遗产。例如，被称为“雪门大婆”的创世神话即代表了济州岛。而放眼世界，存在创世神话的地方也并不多。人们虽都渴望知晓自身的本源，但能够支撑这种渴望的故事却并非随处可见。作为始原文化的济州文化，经徐福而至张保皋所处的新罗时代，作为耽罗王国迎来了全盛时期。耽罗一如今日日益发展的济州岛，以海上王国的文化引以为豪。游客在济州，不仅能为其自然环境所感动，也能为耽罗王国的智慧所感动。

不仅如此，济州岛各处还留存着形形色色的故事。只要转换视角与方法，深藏在各个角落的故事便可无穷地加以利用。如前所述，济州岛作为秦始皇下令寻求不老草的徐福一行的终点，最早被载入史册。徐福的故事呈现出权力与自然这一类比性对照的范本。如此，济州岛的记录虽始于徐福，但济州文化中却存在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创世神话，还有形似复活节岛石像的多尔哈邦石像。而更进一步，创造性的想象还可将济州被遗忘的历史，追溯回想象的时代。

随着新文物的发现，以及全球化使地球村的信息汇聚一处，济州被遗忘的历史正不断被重新塑造为不仅仅是想象、而是具有盖然性的存在。事实上，这并非从无（無）到有（有）的创造，而是从无知（無知）与无关心（無關心）到有（有）的创造。更进一步而言，这种想象性创造的实现，将随着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发展而愈发绽放光彩。此外，尽管济州岛如今仅被强调为联合国指定的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冠王，但可以期待，终有一日，其作为世界文化发源地兼终点的价值将会重新受到重视。

现在让我们重新梳理并思考前文所述内容。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涵盖一切、又反映一切。而且，21世纪加速发生的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相遇而诞生的新文化，使文化的价值愈加重要。如今，文化已成为贯穿我们与这个时代的重要话题。济州岛的文化也不例外。尤其在韩国，济州岛文化的价值实属巨大。这是因为济州岛作为韩国最大的岛屿，拥有半岛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济州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显现。而这一切的根底，正是前文在实存与结构中所提及的“岛屿”这一特性、自然条件、以及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位置等因素在发挥作用。

迄今为止，为了分析、扩展并创造济州岛的文化，本文通过实存与结构分析了济州岛的文化，通过共感与类比思维加以扩展，并通过塞伦迪皮蒂构想了文化的创造。塞伦迪皮蒂虽以偶然性为基础，但事实上偶然的判断标准是模糊的。而且，偶然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归根结底，重要的是取决于行为者正确的行动与意志。虽然偶然并不能保证成功或失败，但成功需要在挫折与失败面前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准备。想象力也并非只要鼓励空想便能培养出来，而是源自扎实的实力与准备。塞伦迪皮蒂在偶然性之前，先将我们的视角带回本源而终极之处。正因如此，实存性的省察与结构性的分析才是必要的。

作为理解济州文化的综合框架，应当更加关注关系，而非实体本身。济州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关系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实存与结构之共感而实现的主体性接纳、自然与历史之类比思维所带来的感动、以及借由塞伦迪皮蒂这一偶然性而展开的创造探索。游客造访济州所能感受到的可持续感动，与其说源自济州自身所拥有的自然，不如说源自济州岛民历经岁月与自然、文化所重新建立起的关系。这种以关系为导向理解济州文化的框架，将可能成为理解日益复杂化之文化的新框架。

分析、扩展、创造文化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多种多样的。实存与结构将起到明确身份认同的作用，而共感、类比、塞伦迪皮蒂，则将帮助济州文化在剧烈变化的浪潮中得以适应并发展。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主张的那样——“最终存活下来的，并非最强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为了在变化中生存，包括济州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研究，都应展开各种多样的尝试。

当代济州岛的文化，正巧妙地利用着孤立与开放这一矛盾状况，堪称以矛盾解决问题的萃智（TRIZ）之良例。虽因岛屿而孤立，却并不停留于孤立之中，反而通过开放兼取孤立与开放二者之长，这是一种确知自身身份认同的文化。然而，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济州岛曾是一个被抛弃、需要逃离的对象。如今，应当依循通过实存与结构确立起的自我身份认同，以主动、积极且主体性的姿态应对变化。惟其如此，才能摆脱长久以来充满苦难与考验的历史，迈向充满希望与喜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