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檀君思想与西方韩流
西方韩流可以说是西方与韩国的交流史。连韩国人也未曾预料到的韩流之人气——即其普遍性——可以看作是自古代传承而来的西方韩流之韩国文化基因的发动。朴容淑早已指出，现代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词源出自巫师之「巫」。[42] 实际上，如今已论及第四次韩流的韩流，其至今为止的人气秘诀被认为是与三神母系相联系的女性文化。《大长今》《冬季恋歌》与「防弹少年团」的共同代码被认为是普遍性与女性性。[43]
这种女性性，相对于被称作非黑即白之逻辑的西方二分法，一直被称为韩文化，从立体五行来看则为立体·循环·共感。实际上，黄台渊认为西方近代始于利玛窦所传儒教的共感。[44] 立体表示三数分化。
若要考察西方韩流的过程，则需对西方古代、中世纪之檀君起源作更为整体的分析。韩流并非仅存于今日，而是始于古代，故西方韩流亦始于古代史。
据以古代史实证研究而近来备受瞩目的檀君思想研究者禹昌洙（Woo Chang-su）所言，直至公元7世纪，世界史与韩民族史是一致的。[45] 以禹昌洙关于直至公元7世纪世界史即韩国史的理论为标准来考察，便能明确地理解直至公元7世纪的西方韩流。
据禹昌洙所言，世界史以公元663年百济灭亡为起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阴阳五行来看，663年是每1980年循环一次的四甲子的日期。即，在今日有文字记录留存历史的时代中，最近的一个四甲子日——癸亥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正是663年的冬至。这一时代的天文呈一列而构成垂直水平。
此时正是最终战胜日本—百济联军的白残城之战的最后一天。百济—日本与罗唐联军之战，乃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夙愿之业，堪称涿鹿大战以来的首次世界大战。西方韩流之被遗忘，正起源于此时。百济灭亡之后，唐朝与新罗之间又生战争，但百济与高句丽的遗民与新罗合作，为悼念此事而修建了金山寺。
以663年为起点，唐朝将作为汉字之源的楷书以及古朝鲜的文化与历史，最终转移至中国。据说公元7世纪以后世界史之所以不被认作韩国史，是因为此时的历史未能得到阐明。实际上西方的特伦斯·麦肯纳（Terence McKenna）认为，依据《周易》序卦传的顺序施以向量，自尧帝时代起，历史便与时间的向量图相吻合。若以这一时间函数年表来看，韩钟燮（Han Jong-seop）先生于2018年秋季新人类学会发表的佛教韩半岛起源论便极具说服力。锅与甑的循环原理也与循环法则十分吻合。[47] 实际上唵嘛呢叭咪吽的莲花与'吽'以及弥勒的Maitreya，据说表现的正是太阳及太阳的循环原理。[48]
正如特洛伊神话被证实为历史一样，禹昌洙认为，如今檀君的历史也因中国的东北工程与西北工程而日渐明确。过去仅承认夏朝的中国，如今自称为神农氏与黄帝之后裔的「炎黄之孙」，将年代记扩展至炎帝神农氏与黄帝。他们将尧帝之国比定为陶寺文明，声称炎帝神农氏与黄帝始自西部的藏族，并试图将拥有一万余座古坟、与阿斯达关联最深的敦煌通过西北工程加以连接。[49] 将立体五行与古代史的诸多理论相联系来考察西方韩流，大致按时代顺序考察如下。
1. 七万年—一万二千年
据近来考古学与遗传学的发现，西方韩流的起源可比定于七万年前。与《桓檀古记》不同，《神事记（神事記）》将历史的开端推定为七万年前。据说因'桓因七人统治了七万年'一说难以理解，《桓檀古记》便回避了这一点。然而，七万年这一时点说明了韩国人何以拥有最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50] 七万年在考古学上被视为发生大地壳变动的年份。考古学揭示了此时为何诞生了新的人类。智人较尼安德特人拥有更优基因这一观点，如今已被推翻。韩国人拥有全球最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一点，表明今日的韩流热潮乃是基因性的因素。越往东亚，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越多，尤其据谷歌发布的资料推断，韩国达到全球最高水平。[51] 人类起源于非洲，而非洲卢旺达有一种与韩语相似的语言，据说追溯此语言便可追溯出韩语的全部词根。[52]
禹昌洙认为，正如麻姑神话所示，人类以母系社会形态生活了六万年，因而才使今日之文明成为可能。[53] 据说母系社会的特征是，如同蜜蜂或蚂蚁一般，构筑起达百万单位的庞大文明。相反，由雄性支配的类人猿类仅能维持七八只的单位。在此期间，人类变得如此具有协作性，乃至基因都为之改变，协作体系发达到实际上能以狩猎将猛犸象灭绝的程度，且和平的文明得以持续，以至于至今仍未发现因战争而头骨破裂的尸体。圣经中也很好地呈现了这样的情形。禹昌洙强调，夫余神话中的阿兰弗（Aranbul）与亚伯拉罕的内容相一致。[54]
母系社会与作为东方思想象征的太乙、棋盘相关联。也有人将檀君神话中的“蒜（마늘）”解释为“卍乙（만을）”，并与太乙相联系。有人认为《符都志》中的麻姑城与棋盘亦相一致。[56] 今日被视为佛教象征的卍，虽方向相反，却曾是雅利安族的象征，而雅利安族与从中亚即敦煌南下的麻姑族相关联。此“卍乙”于中国汉代表现为太乙与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三皇以及玉皇皆与麻姑三神相关联。卍展现出依立体五行而成的循环法则之样貌。这成为双鱼纹与太极的始原。从立体五行来看，麻姑三神可象征立体五行的三个轴。作为阴阳五行的问题解决原理，天地人于此凸显；作为创造文明利器的原理，天地人亦于此时凸显，汉字、韩文的基础也在此形成。
2. 一万两千年—尧帝（公元前2333年）
汉字中含有圣经的创世记，这表明汉字是在某一时代被创制出来的。[57] 朴容淑（Park Yong-suk）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与伏羲相联系，[58] 而近来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遗址及其他考古发现，则决定性地证明了一万两千年之说。[59] 与七万年说一同，一万两千年说与邵康节的元会运世极为吻合。禹昌洙认为，汉字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创制的，且汉字也如韩文一般由两百余个形态素构成。
这一时期，伏羲氏在中国与《桓檀古记》不同，以可被视为桓雄的「黄雄」出现，而黄帝则留下了成为韩国人祖先的颛顼高阳氏（高句丽）、少昊金天氏（新罗）之后裔。李承奎认为，当时统辖一万里的天帝，其君位未传给扶娄太子，而黄位改由舜帝代替尧帝继承，于是君子国分离，如《揆园史话》所载般传承了四十七代。[60]
据禹昌洙（U Chang-su）所言，这一时期是古朝鲜阿斯达文明广泛传播、直至希腊与罗马的时期。[61] 今日被称为巽他古陆（Sundaland）的沉没大陆，据说曾使人们得以在欧亚大陆间自由往来。[62] 古希腊的语言，即阿尔刻（arche）、亚里士多德等哲学用语与人名之中，包含大量从古朝鲜流入的语言与哲学要素。实际上，在希腊与印度同时产生的地水火风，与阴阳五行相类似。
希腊、罗马与印度文化的关联早已受到关注，而作为希腊文化背景的印度文化，也颇受阿斯达的影响。作为印度文化根基的《梨俱吠陀》《奥义书》，充满了与《天符经》相同的三数分化原理；实际上，据说泰戈尔以及南方理论家金秉模博士所会见的印度博物馆馆长等印度上层人士，早已知晓其与阿斯达文化的关联。在YouTube上广为人知的金正民的哈萨克斯坦古朝鲜理论，以及自六十年代起广为人知的朴容淑理论，均是对此加以佐证的理论。此类假说说明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希腊艺术的样式，以及成为全世界宗教之起源的弥勒（Maitreya），乃至'唵嘛呢叭咪吽'等梵语词源的起源，皆始于韩国。[63]
据禹昌洙所言，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黄帝的姓氏比定为金氏。[64] 19世纪被誉为法国最顶尖中国专家的拉克伯里（Lacouperie）早先曾主张黄帝来自巴比伦尼亚。[65] 此后日本直至今日仍以中国文明的巴比伦尼亚起源说为主流。金，在女真族及西方语言中作'爱新'（Aisin），这与西方众多意为'铁'的词汇，以及清朝的爱新觉罗相连；且众所周知，韩国人中金氏最多，若将派生的金氏也算在内，据说几近50%。[66]
檀君作为当时众多地区施教的存在，出现于诸多文明之中，而这一时期的历史便成为今日西方韩流的鼻祖。
3. 尧帝（公元前2333年）—汉朝（公元前2世纪）
相传由薛聪所绘的檀君影帧与萨尔贡的形象相似，此点直截地展现了古代史上的东西交流。[67]
据说以谷歌检索与'伽倻'同词根的kara，可在众多地区检索到，而萨尔贡（Sargon）与檀君发音相同。[68] 李承奎（Lee Seung-gyu）认为，檀君即天君，在当时是一种地方诸侯的概念；将两种理论相结合，作为曾为世界帝国的君子国之诸侯的萨尔贡也是可能的。近来发现非洲卢旺达语与韩语相同，据说这也是因这一时期的洪水使文明迁移至韩半岛所致。[69]
正如在经济思想领域所提及的，自此时起，三数分化的立体五行被解释为平面立体。[70] 如同《圣经》中的巴比伦传说一样，此时世界分裂为立体五行与平面五行，主流文化由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这成为由和平时代进入战争时期的时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为殷代遗物而被发现的殷墟遗骨上的众多伤痕。禹昌洙认为，殷墟遗骨上众多的伤痕是殷墟遗址遭到屠灭的痕迹，而屠灭的原因在于其擅自替代古朝鲜观测天意之占的举动。直至663年之前，中国持续试图夺取君子国的地位。
4. 汉朝（公元前2世纪）—663年（百济灭亡）
汉代阴阳五行何以凸显，至今仍是尚未确切解开的难题。在《桓檀古记》中，阴阳五行的谱系自尧帝时代便已出现，但在中国记录中，则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至汉代董仲舒时确立。正如将中国文字称作汉字（漢字）、以'汉'（漢）字来书写中国一样，如今由中国来代表古朝鲜文化的契机正是自这一时期开始，至唐代完成。与阴阳五行一同在汉代流行的道教，乃是自高句丽、夫余输入而来。道教又逆向输入至高句丽。安东濬（An Dong-jun）认为，《玉枢宝经》中出现的道教雷声之神九天应元雷声，也源自高句丽、夫余的神话。[71]
据说，汉高祖的谋士张良与《三国志》中刘备的共同点是卖草鞋出身。[72] 草鞋据说是继承君子国的高句丽派往中国的作战势力的代码。隋朝与唐朝动员大量资源攻打高句丽，据说正是为夺取这一主导权与正统性而进行的战争。
5. 663年（百济灭亡）—利玛窦（1610年）
禹昌洙认为，百济灭亡、连文字也交予中国之后所出现的，便是新罗的吏读。[73] 唐朝以后，韩国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只能以迂回的方式加以记录。据说8是象征古朝鲜的数字。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喜爱8，与其说是因为8象征财富，不如说是因为8乃古朝鲜的数字。高丽时代、朝鲜时代之所以特意将国土划分为8个，据说正是出于继承古朝鲜的精神。[74] 实际上，据说高宗在甲午战争后独立之际，最先所做的便是修建了如今仍留存的众多八角亭。
越入中国的古朝鲜文明，历经宋、元、明，最终发展迟滞，据说又经由渡海来到东方的耶稣会神父利玛窦的翻译事业，重新传入西方。莱布尼茨通过利玛窦的翻译，将《周易》以二进制作科学化的诠释，并借助无需基督教便能实现道德社会的中国模式，创造出新的近代文明。西方将这一新的近代文明，借用意为萨满教的'巫'（巫，mod）之词根，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
近代西方从中国接受的「实现无基督教的道德社会」这一核心概念便是共感（同情）。近代西方对中国道德最为关注的，是孟子的「孺子入井（落水之童）」理论。[75] 落水之童理论在孟子那里对西方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道德的根据可以由人的共感来取代这一点。孟子指出，人看到落水之童而欲救之，并非出于合理的计算或将心比心的态度，而是出于人内在的共感本性，从而为孔子的仁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将孟子的仁解释为共感，这经由休谟而集大成，并连接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76]
亚当·斯密将休谟的共感理论与老子的无为自然相连接，确立了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基础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这在19世纪末英国从政治上仿效中国科举制度之际，于政治上亦得以完成。与在日帝影响下于学校所学的相反，并非西方启蒙了蒙昧的东方，而是自古以来西方受到了古朝鲜文明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后人类主义之中，天符经的檀君思想尤为凸显。
如今为韩流而狂热的西方，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关于古朝鲜影响的研究，近来甚至延伸至非洲与美洲。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在非洲与美洲大陆兴起的韩流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