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值金芝河逝世一周年之际，作为和解与相生思想的金芝河思想的再评价近来正在兴起。金芝河的思想起初在保守阵营、其后又在进步阵营遭受重大风波，因其不为进步与保守双方所欢迎的直言，生前始终饱受误解，而在身后其价值得到重新评价。
金芝河的思想之所以遭受误解，不仅在于其穿梭于进步与保守两端的经历，也在于他以横跨古今东西的诸多领域、以美学与艺术性的表达来阐述其思想的表达方式。一般而言，金芝河的思想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五贼》初为世人所知时的唯物论民族主义者，转向生命思想家而开展律吕运动，及至晚年的饭思想与白荫美学思想家。然而，他的思想在表达方式上虽极富创意，其思想变化究竟有何种一贯性却不易把握，实际上他本人也曾将为自己撰写首篇博士论文[1]、并进行最后一次对谈[2]的洪龙熙的文章推荐给友人，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介绍性著述。[3] 他的思想与其说是体系性理论家的思想，不如说仅被理解为实践思想家的美学话语，但对于其思想在面对左右阵营时始终以和解与相生一以贯之这一点，左右阵营在追悼学术大会上皆表认同，从而显示出从相生立场对其加以一贯性重新审视的可能性。
金芝河的和解与相生思想因其一生穿梭于左右阵营、身处争议中心，其评价也两极分化。他的思想在进步阵营中虽也被贬为机会主义的典型，但就和解与相生而言，人们皆认同他的贡献在于：在和解与相生之中最为艰难的、与想要掩藏的过去、与令人羞愧的传统之间的和解与相生上，留下了重大业绩。
金芝河的生命思想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原因之一在于生命思想在今日并不局限于某一生命领域的思想，而有可能成为曾偏重唯物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范式转变。实际上，正如金芝河所预料的那样[4]，后现代主义之后，生命思想成为取代唯物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新范式。在今日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思想中，金芝河的生命思想被定位为代表韩国唯物论的思想家的自生性生命思想，因而争议尤为激烈。[5]
金芝河在思想上虽留下诸多争议，但在看、听、说、动的文化艺术领域，他如同让因家庭不和而离散的家人重逢一般，使已失落的方法重获生机。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假面舞、庭院游戏、国乐、盘索里、萨尔普里舞等，如同黑人第三代一般从想要掩藏的隐痛中挣脱出来，化解为成功作用于我们耳目口鼻的艺术，正是始自金芝河。争议颇多的金芝河思想以生活中的艺术得以实现，这一点与一般思想有所不同。
吴润的版画美术、李爱珠的萨尔普里舞、林珍泽的盘索里、蔡熙完的假面舞、金永东的国乐、农乐与风物、赵容弼的大众歌谣[6]等，在今日我们厌倦了西化的文化艺术、渴望稍事休憩之时，能让我们得以歇息的，正是在金芝河影响下创造出来的众多民族艺术。实际上，在金芝河之前，民族文化艺术几乎处于仅存其名的状态，直至以《五贼》为代表的他的谭诗问世之后，民族文化艺术才作为社会运动家们可用于日常变革的工具而受到瞩目，从而得以活跃。在殖民地中几乎唯一取得成功的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艺术的贡献非同一般，有加以重新评价的必要。因此，金芝河的和解与相生思想此前主要在思想与文学领域被讨论，但有必要在其影响最为直接体现的文化艺术领域加以重新评价。
金芝河既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自传，也刊行了多方面阐释其思想变化契机的浩瀚理论著作。此外，虽有关于他的众多研究，但在缺乏能够根本改变对其评价的、关于金芝河思想变化之一贯性理论的情况下，值逝世一周年之际，各种讨论纷纷展开。[7]
在逝世一周年期间召开的各类学术大会上，对金芝河思想的再评价虽多有展开，但通过金芝河思想中频繁出现的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之比较来阐释其思想变化的内容却颇为罕见。尽管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对金芝河思想影响甚巨，却未能对二者的影响加以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内部至今对两种思想的比较研究亦不甚充分。
综合以上讨论，鉴于金芝河的生命思想综合了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大变革，并且是反映以东学与甑山思想为代表的韩国思想变化的自生性生命思想，金芝河生命思想研究有必要提出此前未曾研究过的、更具普遍性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拟将民族文化艺术领域所论的人类学方法——阈限性与复活化（revitalization）——作为研究金芝河思想一贯性的概念加以提出。本文尤其拟将这两个概念应用于金芝河思想中常被提及为对其产生影响的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之比较，以考察金芝河思想变迁中所呈现的一贯性。实际上，关于金芝河思想一贯性的讨论，虽有《从燃烧的焦渴到生命之海》《神与革命的统一》等文学与思想领域的代表性研究，但以人类学框架加以分析的事例却颇为罕见。
源自“门槛”之意的阈限性（liminality），最初是人类学中关于世界文化共通出现的通过仪礼的领域。阈限性原是指通过过程中所呈现的如门槛般暧昧的中间状态。在和解与相生中，这一阈限性概念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正如无数通过仪礼在这一暧昧的中间状态中得以完成一般，和解与相生这一变化也在此中得以实现。归根结底，阈限性成为作为变化之基础的“越界”的标准，自将阈限性引入通过仪礼理论的维克多·特纳以来，原本研究未开化民族文化的人类学，扩展为涵盖今日无数现代戏剧乃至民族艺术的现代日常文化分析框架。甚至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日常皆戏剧”这一理论，也在戏剧治疗领域被多样地运用。今日的阈限性理论，成为继尼采之后能够对抗传统亚里士多德净化理论的强有力理论框架，并成为综合涵盖此前作为亚里士多德理论替代方案而提出的布莱希特间离剧理论、阿尔托残酷剧理论的概念。正因阈限性理论始于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现代戏曲这一层面，通过阈限性对剧作家金芝河思想的分析，也是从戏曲研究出发而得到重新阐释的。
将阈限性概念作为解释金芝河思想的线索而加以关注，在韩国戏曲理论研究中也是始自金益斗。[8] 金益斗将阈限性理论家维克多·特纳的理论著作介绍到国内，并从中导出韩国艺术——庭院剧、农乐、风物굿的思想特性。金益斗与金芝河交往，将阈限性作为理解金芝河思想的概念加以提出，对于影响其思想的东学与甑山思想，也以阈限性为中心，通过东学与中学这一概念探求其连接点。[9] 金益斗曾指出，金芝河思想的意义在于：在与金芝河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后现代主义最终失败之处、在以亚里士多德冲突性戏曲世界观终究无法寻得的和解与相生的阈限性，可以在金芝河的东方式阈限性中寻得，此即金芝河思想的意义所在；而这一阈限性，在金芝河思想内部可从水云的东学寻至甑山的中学。[10] 实际上，金芝河如今被传颂为K-文学的鼻祖。
复活化（재활성화，revitalization）是阈限性更为扩展的概念，用以说明阈限性转变为民族运动的过程。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虽为不同的思想，但共同具有将殖民地时代的民族文化以阈限性加以重新阐释并使之复活化这一与其他殖民地文化运动相通的特性。殖民地时代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新阐释而进行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此前在人类学中一直以阈限性与复活化（revitalization）理论加以说明。[11]
金芝河早先所关注的、如韩国庭院剧一般的阈限性表演艺术文化，如同中国的京剧一样作为西方艺术的替代方案而受到瞩目；始于庭院剧与谭诗这类开放艺术形式的金芝河思想，此后在生命思想等之中也得到一贯的反映。金芝河生前虽未着眼于阈限性概念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却留下了“南朝鲜”“白荫”等诸多阈限性概念的痕迹。
本文拟以金益斗所发现的金芝河思想的阈限性概念为基础，将金芝河思想变迁中所呈现的一贯性，阐释为影响其思想的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的变迁过程。以阈限性概念分析金芝河思想的研究，在金益斗之后已有尝试[12]，但本文与既有研究不同，拟增补从东学思想到甑山思想的变化过程，以考察金芝河思想的变化过程。所谓复活化，是指在如殖民地状况一般的文化危机情境中，如通过仪礼般的民族文化得以复兴以图克服危机这一共通性在文化上得以呈现的理论。复活化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能为将阈限性理论应用于如韩国这般殖民地国家之思想分析提供历史背景。
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虽是影响金芝河思想形成的思想，但从大的框架来看，金芝河所成就的民族文化艺术复兴，反倒更多是重新阐释东学思想与甑山思想的成果。本文拟将影响金芝河思想的东学思想理解为阈限性概念，将甑山思想理解为完成这一阈限性概念的复活化这一连续性，并以阈限性之复活化理论来阐释金芝河思想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