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今天的东亚，对内正处于已进入倒计时的中国武力攻台以及韩中日贸易战的危机之中，对外则如同在六七十年代被讥讽为“经济动物(Economic Animal)”的日本那样，整个东亚都被当作经济动物看待，可谓内忧外患。就经济而言东亚已超越欧洲，但东亚文化却沦为连马尔科姆·X所说的黑人第三代文化都不如的B级文化，[1]以致连东亚人自身也对东亚文化视而不见，尤其是青年文化被极右文化所利用，使东亚人彼此之间的仇恨不断扩大。[2]
东亚曾是数千年间足以无视欧洲的文明国度，然而在西方化开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其处境却每况愈下。[3] 本文试图仿照个人精神问题的思路，从创伤的发现中重新探寻问题的根源。[4] 就个人而言，创伤的发现出现在以遗忘或麻木来替代战争外伤的那一节点上。[5] 就共同体而言，即便是并未亲身经历的经验，也会经由转移而得以传承；[6] 正因为并非亲历的创伤，它便以无意识的反弹形态呈现出来。若是如此，那么东亚的创伤同样可以在这样一处大战场中被发现——在韩中日三国中最重视正统性的韩国内部，恰恰在此地显现出实用主义的文化特征。
所谓记忆遗产，是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推进登录的文化遗产之中，如大屠杀（Holocaust）或非军事区（DMZ）那样，用以见证否定性历史的遗产。[7] 倘若能够发现东亚根源性的创伤，那么它便可作为又一份宝贵的东亚记忆遗产而加以运用。
本文将唐津视为东亚创伤发现的起点，尝试从创伤的视角来审视唐津文化形成的背景。从朝鲜半岛的角度看，唐津似乎并无重大创伤，但从东亚的角度看，却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创伤。尤其是，唐津乃是白村江之战的候选地之一——正是这场战役造就了如今日益成为世界历史中心的韩中日三国的历史分水岭。[8] 倘若唐津曾是白村江之战的战场，那么如同其他众多战争创伤遗址所孕育的实用主义文化一样，我们便可由此获得理解唐津近来为人所知的实用性利用厚生文化特征的线索。[9]
在被推定为白村江的四处候选地之一的[10]唐津，将白村江推定为唐津的动向十分活跃。[11]与其他创伤记忆一样，在发展早于韩国的日本，其悠久的记忆得以累积，而在韩国这却是一场被遗忘的战斗，因此白村江直到日据时期才终于得以确定其位置。由此可见，唐津有可能就是白村江的可能性至今仍然充分存在。
本文以唐津的利用厚生文化背景与白村江之战相关联这一假说为出发点，将唐津利用厚生文化的背景视为一种创伤(trauma)，并试图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对这一创伤加以重新阐释。笔者无意就存在尖锐意见分歧的白村江位置问题展开论证。围绕白村江的地望比定以及白村江之战相关事件，既往已有诸多研究，然而对于罗唐联盟与百济—倭联盟为何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交战，研究中仍疑点颇多，尚需进一步的探讨。[12]若从战役的背景来看，即便唐津并非白村江，白村江也可能处于唐津文化的核心位置。因此，本文在唐津的实用主义文化背景即为白村江战场这一假说之下，考察白村江之战前后出现于唐津的时间与空间的历史，并试图将唐津利用厚生文化的背景重新阐释为白村江之战的记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