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 3. 解冤相生与经济理念的和谐

将基于解冤相生的中和式(中和的)功利主义劳动观与经济理念相关联加以考察:中和式(中和的)功利主义劳动观,以循环之力调和“今日发展了儒教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所意外招致的经济理念不和”。

最初为解决“公益之实现”这一经济理念问题而成立的儒教,在被儒教自身之典宪所压、偏于循环论之际,传播到西方,与西教积极的博爱精神相结合,发展为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般的功利主义,极大地振作了人类的经济理念。然而,社会契约主义所振作的人类经济理念,因西教所具循环性之不足而反遭大幅倒退,沦为“理念宣传华丽、现实发展寒酸”的意识形态。因“毫无弱者关怀”的功利主义所招致的冷战,人类丧失了“公益之扩大”这一经济理念,资本主义中沉溺于贫富差距之极大化,共产主义中沉溺于增长之停滞。生活于资本主义中的现代人,搁置理想,人性自尊受创,撑过梦想受挫的每一天,未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公益。

针对人类的经济理念危机,大巡的中和式功利主义不同于“仅将‘在政治上比他人多得票之公益’规定为公益”的西方功利主义,而是立足经济之循环性,将“市场之效率提升”这一公益之原初力量的复活,作为现代经济理念危机的替代方案提出。大巡的中和式功利主义:第一,先强调儒教资本主义的循环经济理念和谐思想;第二,将功利主义之经济理念和谐的问题点诊断为循环性之危机;第三,将解冤相生作为功利主义分配观之经济理念危机的替代方案提出;第四,展示“功利主义以解冤相生思想而变化的中和式功利主义”是何种形态。

首先考察大巡的中和式功利主义复活儒教资本主义“重视循环性的劳动观”、从而振作经济理念:在大巡思想中,劳动—生产是循环之结果,故只要不妨碍循环,对生产之欲望便依中和性(中和性)而受到极大强调。[588]

上帝进入己酉(己酉)年,行埋火(埋火)公事,令东南风吹四十九日,至第四十八日,有人前来哀求医治疾病;上帝因专注于公事,未予应允,那人回去后心生怨恨。自此东南风停止,上帝醒悟,立即派人去抚慰病者。此时上帝说道:“一人怀怨恨,天地之气便会阻塞。”(《典经》公事第三章第二十九节)

上文展示了:连“为天地公事而甘受的少数之牺牲”也足以阻塞天地之气,故“为大(大)而牺牲小(小)”的功利主义会引发诸多问题。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故多有“为大(大)而牺牲小(小)”之情形。然而上文表明:纵使少数为多数之利益而牺牲,少数之力也绝不弱于多数之力。因东方古典的“士农工商”[589]观念,人们常将大巡的劳动观误解为回避式的劳动观,但大巡思想的分配观,只要以循环为前提,便比功利主义劳动观更为肯定。

接着考察大巡的中和式功利主义将功利主义之经济理念和谐的问题点诊断为循环性之危机:在大巡思想中,效率是经济循环之核心关键,故极为批判“否定市场制度内之效率性、在政治上抬出别的替代方案”的功利主义式政治。

元一在自家奉侍上帝,聆听圣人之道与雄霸之术。其内容如下。

“济生医世(济生医世)是圣人之道,灾民革世(灾民革世)是雄霸之术。天下遭受雄霸所遗之苦已久。故如今我将以相生(相生)之道化民正世。你从今起须端正其心。学大人者,须常积好生之德。岂可怀着‘杀尽亿兆苍生而求自己生’之念为合当哉?”(《典经》教运第一章第十六节)

上文展示了:功利主义因强调公益、陷于儒教式典宪,无视作为公益之基础的个人、过度只强调共同体之利益,反而无视作为公益之基础的个人,连基本的公益也一并崩坏,使经济理念极为凋敝。尤其指出:将“以社会制度改革为功能”这一公益之本质的雄霸之术,仅用于个人目的,从而决定性地破坏了连社会的经济循环。

接着考察大巡的中和式功利主义针对功利主义分配观之经济伦理危机所提示的替代方案:中和式功利主义与“在少数之关怀与多数之利益的选择之间优先多数之选择”的功利主义相反,展示出“优先提示对少数者之关怀伦理”的解冤相生。解冤相生包含“两种以上不同之力彼此取得循环式利益”的结构。若将“多数者所致少数者之受害”称为冤(冤),那么“多数者对少数者之关怀”便称为解冤(解冤),而解冤实现之后的相生,便可谓解冤相生。中和式功利主义将解冤(解冤,多数者对少数者之关怀)置于冤(冤,多数者所致少数者之受害)之前。

全琫准(全琫准)因愤慨于虐政(虐政),聚集东学徒众而起义兵,此后世态愈发汹动,其愤怒冲天,气势日盛。此时上帝知那东学军前途不利,于夏日某日,将“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月黑雁飛高 單于夜遁逃 欲將輕騎逐 大雪滿弓刀)”一诗教众人诵读,阐明东学军到降雪时节将会失败,并劝众人勿入东学。果然这一年冬天,东学军被官军击灭,听从上帝之言者免于祸患。(《典经》行录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上文警告:凡事当先厚其不可见之根本领域、后薄其可见之领域,而像东学那样“对‘市场内之效率’之检讨薄、唯独将作为末(末)的‘制度外之名分’厚而先”的体制,将会失败。《典经》的《病势文》警告:昧于天下大势之人,将陷于死亡之气。[590]然而现代人将作为末端(末端)的名分优先于实利,于不知不觉中助长危机。

接着,大巡的中和式功利主义展示出“西方的功利主义以解冤相生思想而变化的中和式功利主义”是何种形态。

上帝于丁未年腊月二十三日,在辛京守家中探访他。上帝就尧(尧)之“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历像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说道:“天地若无日月便是空壳,日月若无知人(知人)便是虚影(虚影);唐尧(唐尧)探得日月之法而教于百姓,故天之恩与地之理方始赋予人类。”此时上帝教以“日月无私治万物,江山有道受百行(日月无私治万物 江山有道受百行)”,又作五咒(五咒),名之为天地之津液(津液)。其五咒如下。

新天地家家长岁 日月日月万事知

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

福禄诚敬信 寿命诚敬信 至气今至愿为大降

明德观音八阴八阳 至气今至愿为大降

三界解魔大帝神位愿趁天尊关圣帝君(《典经》教运第一章第三十节)

上文展示了:在大巡的循环经济观中,人成为“于中央之位中和(中和)、中察人事”的存在,故是能改变既定框架的存在。它表明:中和式功利主义的解冤优先于功利主义式革新,当一切革新皆成为解冤时,“为抵达革新”的诚敬信,便全都成为寿命与福禄、亦即价值之根源。

大巡的中和式劳动观展示出:无需借助个人之力,仅凭共同体之力便能创出“与社会保障所提供者相同”的效果。在儒教与功利主义劳动观中,共同体之利益被认为可能侵害个人之利益。儒教批判佛教之空与道教之气是虚妄的虚无寂灭,[591]将“超越个人”表述为大同(大同)。[592]公益是“共同体存在之证明”,故是一切个人皆当介入之问题。儒教、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皆要求最大限度的国家介入,希望“不侵害少数之利益”的社会福利。“维持功利主义的同时增进少数之福利”这一两难,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

在中和式劳动观中,多数之利益与少数之利益皆被视为一体。提供社会保障的社会性多数也不会蒙受损失。大巡思想认为,我若想兴旺,我先给予即可。因为宇宙循环,共同体所关怀的财富(财富),会以“摆脱极端的中庸”[593]、以某种形态再度返回共同体。据说,为增加中和式生产,只需将“也先关怀少数者之权益”这一个顺序改变即可。当知晓“为积累中和式分配之顺序”时,便可谓达成解冤相生。

功利主义式经济理念和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功利主义式经济理念和谐所追求的公益,与自由至上主义之自由、社会契约主义之社会正义、共同体主义之共同体卓越性彼此冲突,从而对公益产生了怀疑。在中和式功利主义中,“相信自己的诚实、虔敬、信念虽人不知、天却会知,从而使他人兴旺”的人之形象,展示出“将自由至上主义、社会契约主义、共同体主义全部囊括、从而调和经济理念”的人之形象。

至此为止,将为解决经济理念问题的大巡之中和式功利主义概括如下。

〈表4.3〉大巡思想的中和式劳动观

具体内容《典经》相关之句
对功利主义劳动观的认可优先共同体甚于个人/以共同体正义之限度优先共同体利益/尊重革新及效率一人怀怨恨,天地之气便会阻塞(公事第三章第二十九节)
功利主义劳动观的问题点无视质的差别、划一化/优先利益甚于伦理/无视少数者遭受雄霸所遗之苦已久(教运第一章第十六节)
功利主义劳动观问题点的解决方案中和式循环/优先解冤相生甚于革新/以诚敬信评价忠孝烈劝人勿入东学(行录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功利主义与大巡劳动观之比较人是革新框架本身的存在/依需要而非能力的劳动/为解冤的忠孝烈福禄诚敬信 寿命诚敬信(教运第一章第三十节)

注释

  1. [588]李正立将大巡思想之肯定劳动观表述为“绿路整正(绿路整正)”。(이정립, 같은 책, 161쪽)
  2. [589](上略)士之商职也,农之工业也,士之商农之工职业也,其外他商工留所(下略,士乃商之职,农乃工之业;士行商、农行工称为职业。《典经》教运第一章第四十四节)开化期当时身为开化派指导者的朴珪寿说:“虽以士农工商区别人,但士(士)从事农业、勤勉地培育土地之财货而致富,这才重要,如此岂非农民乎?而士(士)以种种材料修整制作、依百姓之需开发器物,岂非工匠(工匠)乎?士(士)辨物之有无而交易、使四方珍奇之物流通、从而丰衣足食,这岂非商人乎?身这一器虽是士(士),但职业依所做之事而分为农民、工匠与商人。”(박규수, 『환재집』,「잡문」, 박기현, 『조선참모실록』, 역사의 아침, 2010, 262쪽)对照上句,“士之商(士之商)”可谓是强调循环之句,意为“士谦逊地如商人般传播真理、农民积极地如工匠般运用技巧从事工业,方才成为职业”。士农工商同样是四象分类,故起初便可谓将士设想为有决断力之金、农设想为生产力充沛之木、商设想为发扬而流通于世界之火、工设想为“汇集一切信息而自动化之技术”——工。实际上,如同宗教一般,工业在“善于治水与关系之共工族(工共族)所居的中国南方”,以水克火之理由道教而发生;商业以火克金之理在“西教(火)之气强的西方”兴盛。印度宗教(士)多,农业以木克土之原理可谓在中国发展。在作为循环经济观的大巡思想中,士若不能公正地宣传自己之见识,则纵使一碗水、纵使父母兄弟之间,也不可依靠。(我等之功夫,是“纵一碗水也不可无故借他人之力”的功夫,纵是父子、兄弟之间,也勿随意依靠。《典经》教法第一章第七节)
  3. [590](略)知天下之势者,有天下之生气;暗天下之势者,有天下之死气(略)。(《典经》行录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4. [591]到宋代(960-1279),新儒教接纳并学习佛教之后又舍弃佛教。(윤영해, 「주자의 불교비판연구」, 서강대학교 박사논문, 1997, 40쪽)虚无寂灭,是将道家之超越境地“虚无”与佛家涅槃之境地称为“寂灭”,而儒教从“个人主义批判”之观点,将佛教之空与道教之气批判为虚无寂灭。
  5. [592]大同很好地呈现于《礼记》《礼运》之大同论。大同是大道实现之时代,天下并非一个人之物、而是公共之物(天下为公)。(이상익, 「유교와 자유민주주의」, 『정치사상연구』Vol.3 No.-, 한국정치사상학회, 2000, 24~25쪽)
  6. [593]作为儒学晚生子的《中庸》,是“为将‘自蚩尤始的神之秩序崩溃所致、战国时代招来的极端时代’转换为均衡时代”之意图而著述。(신정근, 『중용 극단의 시대를 넘어 균형의 시대로』, 사계절, 2010)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现代同样诊断为极端的时代(에릭 홉스봄, 『극단의 시대』, 이용우 역, 까치, 1997),故中庸、即均衡与解冤相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思想。英国的吉登斯主张“调和共同体与个体、结构与行为”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作为风险社会的现代社会”之替代方案。吉登斯运用“将韦伯之‘铁笼’以‘社会之分节化’这一肯定功能加以解释”的齐美尔,警惕“悲观地解释现代社会”的福柯与韦伯之悲观主义。(김윤태, 「통합적 사회학의 가능성과 한계-앤서니 기든스의 사회이론」, 『사회와 이론』Vol. No.11, 한국이론사회학회, 2007, 69~75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