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亵渎神明之罪，被罚永远将巨石推上石山之巅，而巨石又一次次滚落，受尽折磨。正如西西弗斯一般，现代人在极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中却不知满足，其精神痛苦在于：现代人的经济哲学源自儒佛仙、西教，却被困于仅凭自身存在无法解决问题的自由至上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功利主义的框架之中，无法以循环[1]之法走出这一框架。尤其因为循环之中藏着一个秘密——正如西西弗斯一样，若无绝对者之助，绝不可能将巨石推上山巅。
宗教发展伦理、伦理发展经济，对这种宗教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不予信任的现代人，早已遗忘经济思想本源于宗教。[2]然而，自近代以来人们以宗教成为经济发展之障碍为由而轻视宗教，结果实质经济反而更加倒退，[3]人类被困于韦伯所说的直线式合理化这一“铁笼”之中，[4]于是韦伯所主张的“经济思想即宗教思想”重又受到瞩目。[5]事实上，今日韩中日东方三国主导世界经济，于是在经济与伦理之间优先伦理的儒佛仙之循环经济思想，反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日益凸显。[6]
正如韦伯所言，宗教曾一次次克服各时代的经济危机。[7]东方代表性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与西方的西教（西教）[8]，皆在被称为文明轴心时代的、向铁器时代转换的过渡期，作为应对经济体制变化的思想体系，在王室与基层民众的呼应之下发展而来。[9]今日作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宗教之所以曾被视为经济发展之障碍，并非宗教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世界经济相互交流、规模扩大，而宗教彼此之间却未能循环、反而相互冲突。[10]在宗教相互冲突的新局面下，人类未能发扬过去那种使宗教得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循环智慧、使各宗教相互循环的能力，反而犯下了将既有宗教一概废弃的错误。[11]
疏远宗教的现代人，正如韦伯所预言，被困于万物皆被直线式[12]合理化的铁笼之中，经济愈发艰难。在此情形下，儒佛仙传统深厚的韩中日东亚三国之经济发展，使人们期盼一种能够整合儒佛仙与西教经济思想之长、使经济与伦理得以循环的新宗教之出现。[13]
大巡思想的经济观，一方面以“利玛窦（利马窦）率领东方的文明神，在西方开启了文运”[14]这一西方经济学的东方渊源为标志，[15]另一方面以“钱乃依循环之理而生、而用之物”[16]这一循环性为特征，主张可以整合儒、佛、仙与西教之长，达成经济与伦理的崭新循环经济观。依大巡思想所体现的西方思想之东方渊源：西教与东方的儒、佛、仙相结合，成为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冲突的西方经济伦理；而在伦理与经济之间优先伦理的东方循环经济观，则解决伦理与经济的冲突。因此，通过个人与共同体、经济与伦理的循环性，便可解决儒、佛、仙与西教的冲突。
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循环的主张由来已久，但主张作为伦理学与经济学之根基的儒、佛、仙与西教处于循环关系之中，则以大巡思想为最早。大巡思想认为，经济与伦理不仅相互循环，个人与共同体亦处于循环关系，因此由个人—共同体、经济—伦理这两条轴线所产生的经济问题，皆可以循环之法解决。“钱乃依循环之理[17]而生、而用之物”一句之中，既包含第一层意涵——万物由天命（天命）而生、各依其需而被使用的循环论分配伦理，也包含第二层意涵——以儒佛仙与西教为基的经济思想，其内部亦相互循环。
今日经济问题的核心轴线可谓个人—共同体、伦理—经济，因此若具体考察循环危机，则可依个人—共同体、经济—伦理这两条轴线分为四类。第一，从个人—经济的层面看，是经济动机崩溃的问题[18]；第二，从个人—伦理的层面看，是经济伦理的丧失；第三，从共同体—经济的层面看，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一体制的问题[19]；第四，从共同体—伦理的层面看，是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问题。
［原文图示：image1］
[图1.1] 现代的经济问题
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万人彼此共鸣的共感时代[20]，但恰恰因为技术的发达，一个病毒便能使整个世界网络崩溃。今日由循环之麻痹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其规模与余波之严重，已非过去的经济危机所能相比，且日甚一日，人类正暴露于日常化的经济崩溃风险之中。东方宗教早就指出，在经济与伦理之间若优先伦理，便能挽救经济。“经济（经济）”一词的起源，以及东方思想之精髓《大学》，皆强调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循环。东方的“经济（经济）”是“立世界之经纬以救济百姓”即“经世济民（经世济民）”的简称，[21]《大学（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22]）。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外本內末 爭民施奪）。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23]”，主张唯有优先伦理，才能再生经济的循环。今日世界经济与“经济（经济）”之定义及《大学（大学）》恰恰相反，陷入只取不予的单向经济逻辑，从而遭遇循环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循环问题，如今在以“囚徒困境”之类博弈论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中寻求答案。[24]行为经济学中恢复经济循环的方法，也是个人与共同体之优先次序的对调。“囚徒困境”是这样一门学问：两名囚徒被捕，若一方先于对方坦白便可减刑，研究囚徒此时作何判断方为最明智。研究囚徒困境的行为经济学指出，两人都不坦白则对双方皆有利，但人们却易陷入两人都坦白这一最坏的决定；今日的市场经济正如囚徒困境一般，遭受着不必要的危机，而通过协作便可摆脱最坏的危机状况。[25]尤其囚徒困境本应在情境反复、循环之中得出更明智的判断，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实在令人遗憾。
美国享誉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者加尔布雷思说“经济是漂浮在道德这片海洋之上的岛屿”。在经济与社会伦理相冲突、若无新经济思想之出现便无法解决环境危机与人的异化的今日，声称经济与社会伦理无关，只不过是一种幻想。[26]经济学一如物理学、化学等被纳入诺贝尔奖，俨然欲被视为与物理、化学一样的实证科学，[27]但它其实是一门发端于伦理学的学问。[28]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学起源于伦理学与工程学两处。[29]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0]中所言，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于“获得财富即得救之征兆”这一加尔文[31]的预定论。[32]资本主义不仅源于伦理学，更起源于宗教。[33]
行为经济学针对社会与个人之循环问题所提出的解法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却未能容纳人类实际发展而来的遗产。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4]中所展示，社会与个人的循环问题，传统上在关于宗教与经济之关系的经济—宗教—伦理学研究中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并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循环是解决经济与伦理诸般问题的后现代主义解决方法。[35]今日循环经济观常被误认为是前现代的经济观，[36]但在自然科学中，循环乃自然所证明的、最大限度发挥万物之长、使其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方法。正如爱因斯坦通过圆将牛顿物理学相对化、从而解决了难题一样，循环是一种更高维度的运动，能够调和彼此相反的直线运动。[37]正如在爱因斯坦的循环世界观中欧几里得的数学被全部重写一样，[38]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而循环化的世界中，经济学也将被循环式地重写。伦理与经济的循环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要素，今日改革倾向之所以消失，正是因为对经济循环的信念已不复存在。在视伦理道德为金科玉律的韩国，今日总统与宗教人士竟在电视上毫无羞愧地大谈冬奥会申办之类文化议题的经济效果，这对今后韩国经济的发展而言是危险之事。
伦理与经济的循环之所以是经济的核心，正因经济循环今日陷于麻痹才得以清晰显现。第一，循环在微观上为经济发展提供动机。循环一旦麻痹，人类追求安定的属性便使社会极度保守化、发展陷于停滞。正如孟子所言“无恒产则无恒心”[39]，调查至今仍保有循环经济观的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法国结构主义[40]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发现，循环经济观一旦消失，对发展的意欲也随之消失，并在循环经济观中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停滞之原因的答案。[41]
第二，循环在宏观上医治经济危机。循环如同西方的罗素悖论一般，能给出直线式逻辑结构之最佳解答——结构与过程——所无法解决的答案。正如血液循环于全身、以盈余之处补不足之处一样，循环将整个经济的效率与潜力最大化。今日，因循环之麻痹所导致的现代人经济动机之丧失、道德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纷争以及环境问题这一经济危机正在到来，而经济危机可以用东方的循环原理加以解决。
不仅在经济观上，在世界观上，循环性也并非大巡思想所独有的特性。循环思想是宗教的普遍特性。[42]本文所强调的大巡思想之循环性，是一种如同“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复杂系统科学那样、儒佛仙与西教皆发挥核心作用的多元循环性。
此外，既有科学并非基于循环论，并不意味着循环性的科学便优于既有科学。作为循环性之基础的阴阳概念，尽管今日其科学性广受认可，但正如韦伯所指出的，过去曾存在诸多问题。[43]尤其是依据阴阳思想将万物加以象征化的儒教，其问题之多甚至足以被冠以“儒教之典宪”之名。[44]今日大巡思想的循环经济观，是一种克服过去循环与阴阳所具有的缺点、并使其长处化的思想，它并不主张自身优于其他宗教。[45]
宗教中关于现实呈现的经济思想之论述虽然罕见，但一如一切思想，宗教思想的最终结论都汇集于经济之中，故而越是后世的宗教，其关于经济的思想越是明确。在大巡思想中，与经济相关的宗教思想相比其他宗教得到了明确的论述。今日的循环经济观需要极为综合而复杂的理论。下面就来考察一下发展了各宗教经济思想之长的大巡思想之循环论经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