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的先行研究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关于“利玛窦率领东方的文明神，在西方开启了文运”这一西方经济思想之东方宗教渊源的研究；第二，关于“钱乃依循环之理而生、而用之物”这一大巡经济思想之循环特征的理论；第三，关于货币的循环性及其与宗教之相互关系的研究。
首先，关于第一项“利玛窦率领东方的文明神，在西方开启了文运”这一西方经济学之东方宗教渊源，代表性研究有[46]：主张西方近代文明起源于中国的“西方文明中国起源说”，以及主张经济思想源于宗教的韦伯研究。西方文明中国起源说直至18世纪中叶仍是欧洲的常识，但自18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历史歪曲，直至最近才得以复原。代表性学者，在中国有朱谦之[47]，在西方有以依附理论闻名的弗兰克[48]、加文·孟席斯[49]、约翰·M.霍布森[50]、顾立雅（H.G. Creel）[51]，在韩国有黄台渊[52]、全洪奭[53]。此外，还有从孟子哲学与法国启蒙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寻找丧失道德根据的西方哲学之危机、并展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问题意识之相似性的弗朗索瓦·朱利安[54]等。在阐明循环经济观时之所以首先阐明西方经济思想的东方宗教渊源，是因为一旦阐明西方经济思想源自东方宗教，不仅能够证明经济思想彼此循环，而且对于克服全球文化的认同危机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55]
韦伯虽未能发现“曾是经济发展之根基的东方宗教发展为西方经济思想，而东方宗教若加以循环，又可通过宗教再度解决亚洲式的经济停滞”，但他首次指出了经济思想即宗教思想。[56]加尔文在日内瓦[57]率先在世界上对商业与高利贷给予神学上的正当化，从而成为长老教之始祖，同时也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之始祖。[58]当时伊斯兰教强力禁止高利贷，因此世界上最早承认高利贷的是中国与印度。[59]然而加尔文不过承认了高利贷与安息年制度的程度，[60]西方资本主义真正全面化，实在17世纪末利玛窦身后由中国传来的儒佛仙富国强兵之策传入之后。[61]然而，直至亚当·斯密仍承认中国之优越的西方，自韦伯以后却呈现出将东方殖民地化的东方主义性格。韦伯批判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而创立的理念型（Ideal Type）与理解社会学，恰好适于否定西方思想的东方宗教渊源。[62]
韦伯称资本主义之始祖为加尔文，却未予阐明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东方起源。事实上，与韦伯不同，黄台渊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决定性地发展出资本主义体制，与其说是因为西方借加尔文之手将财富观转变为自由主义的财富观，不如说是因为西方发现了当时最富庶的中国。[63][64]正如大巡思想所体现的，利玛窦（利马窦）为在当时最富庶的中国建设地上天国而展开传教活动，[65]利玛窦与耶稣会传教士为传教而翻译的与中国经济思想相关的书册，连同关于中国富庶经济的口碑，在全欧洲掀起了“效仿中国”之风潮与新的中国式经济思想。[66]借加尔文之思想，西方好不容易才转向有别于传统的自由主义财富观，却仍心存些许犹豫；而当西方为基于中国自由主义财富观[67]的富国强兵经济思想所倾倒时，便毫无留恋地抛却了余下的犹豫，将中国的经济思想推向更为极端。[68]亚当·斯密效法孔子与司马迁的富国强兵之策，主张相当于中国之“道”的看不见的手[69]会调节人对满足私欲的渴求，故可放心积累财富。[70]中国的经济思想本是基于中国固有循环性的循环经济思想，而西方化的经济思想虽起步于基于共同体主义的禁欲主义，却在所积累资本之力的推动下省略了循环性，转而主要偏重于财富观与富国强兵。只是在东方，正如韦伯所说，儒佛仙曾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后沦为障碍要素；在西方，它却反而与西教相结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引爆剂；而今日在韩中日，它又再度复活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阐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之妥当性的第二项先行研究，可谓是关于“依循环之理而用的钱”这一货币之经济功能、即经济与伦理之关系的研究。所谓经济伦理理论，是指经济与伦理处于如阴阳般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而经济伦理以人类所追求的德、善、正义为中心，有自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这四种经济伦理形态。西方伦理学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经西教的共同体主义伦理学[71]、康德的义务论[72]社会契约主义伦理学，而抵达英国的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73]货币的经济功能同样可以个人—共同体、经济—社会这一框架来分类，因此第二项先行研究在细部上又分为四类。
［原文图示：image2］
[图1.2] 各宗教的方法论及代表性研究者 [74]
第一，从个人—经济的层面阐明货币与经济之根源在于宗教、即经济与宗教之循环关系的实证主义研究，有韦伯的研究——据称他穷尽一生，通过宗教与经济的相互循环关系，确立了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论。针对“宗教只不过是经济的边缘问题”这一唯物论，韦伯奠定了证明“宗教乃经济之核心关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75]关于货币循环性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经济伦理上呈现为自由至上主义[76]。
第二，若说从个人—经济层面以实证主义阐明宗教与经济之循环关系的人是韦伯，[77]那么从个人—伦理层面、以现象学的关系论阐明经济与伦理实际循环之价值论作用原理的人，便是齐美尔。[78]齐美尔开创了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79]相对的形式社会学[80]这一现象学[81]的关系论，以现象学的方式展示了韦伯所说的、成为资本主义之始的西教伦理，是如何转变为将货币奉若神明的资本主义的。若考察运用齐美尔方法论的、关于宗教与经济之相互循环关系的研究，可举本雅明关于“与韦伯的说明相反，曾是资本主义之根源的禁欲资本主义，今日竟流于赌博资本主义”的研究。[82]现象学研究展示了今日货币如何如同过去的神一般成为一切交换的中心，以及人们何以对金钱产生义务感。关于货币循环性的现象学研究，在经济伦理上呈现为社会契约主义[83]。
第三，从共同体—经济的层面，阐明齐美尔所揭示的货币之现象学功能如何在结构上被运用于社会之过程的，便是鲍德里亚[84]与布尔迪厄[85]的结构主义论。鲍德里亚与布尔迪厄表明：在个人层面仅作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用的商品，到了共同体—经济阶段便成为符号价值，今日的消费者正消费着商品的符号价值而生活。关于货币循环性的结构主义研究，在经济伦理上发展为功利主义[86]。
第四，若看共同体—伦理的层面，结构化的资本主义实际运转时是以关系为中心而运转的，[87]因此符号价值唯有转变为赠与他人的象征价值，经济才能循环——这便是赠与论的经济学[88]。主张符号价值论的布尔迪厄与鲍德里亚[89]认为，符号价值应转化为通过共同体而实现的象征价值[90]。关于货币循环性的以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便是以麦金太尔[91]、迈克尔·桑德尔[92]为代表的经济伦理共同体主义。[93]
西方经济伦理之中，尤其是共同体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因共同体之丧失而引起的循环危机。循环论经济观正如齐美尔阐明交换价值与效用价值相互循环一样，阐明了自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这四种经济伦理形态同样相互循环。
阐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之妥当性的第三项先行研究——关于货币循环性的研究，与宗教的循环性相关联，由宗教循环论世界观、东西方循环经济观、大巡循环论世界观构成。
第一，阐明宗教彼此处于循环关系之研究，可举韩泰东[94]关于宗教逻辑的研究。韩泰东运用现代数理逻辑学，表明儒佛仙与西教各自可以用一种逻辑结构来表示，且各逻辑相互循环地关联。此外，在东方，韩中日同属儒教圈，却各自承袭孟子（舜帝系列—性善说）、孔子（尧帝系列—性善性恶说）、荀子（禹帝系列—性恶说）的传统，因而即便在今日资本主义时代也维持着各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关于韩中日宗教与经济关系的李起东研究即论及此。[95]
第二，微观的循环货币观，在宏观上发展为东西方多样的循环经济观。当假定人为自利、从而压抑人之利他欲望的古典经济学因其偏狭而受到批判时，同时强调伦理与经济的替代性经济思想——循环论经济学的重要性便受到瞩目。卡尔·波兰尼[96]、布罗代尔[97]之类社会经济学家指出，经济是以社会为基础而呈现的寄生性例外现象，并通过历史证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一旦崩溃，经济也随之崩溃。[98]在人类社会学上，马塞尔·莫斯表明，与主张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同，赠与比自利的交换在社会构成中更为根本。[99]赠与论经济学的代表，可举过去西方的三功能体系[100]或东方的三才（三才）思想[101]，以及今日的复杂系统经济学[102]、生态主义经济学[103]、赠与论经济学[104]、共同体主义经济学[105]。
在东方，循环论经济观基于易（易）的循环性而呈现。以天地人三才（三才）呈现的易（易）之循环经济观，伴随对作为复杂系统科学之易（易）的发现，进而推进到对各宗教思想之关联性的研究。苏光燮证明了作为相克与相生之最小体系的五行，[106]其后续又有对八卦的证明，[107]从而为东方阴阳五行之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天地人三才扩展为五行，儒佛仙与西教的关系被配置为四象（四象）式的关系，与经济相关的伦理思想也被概括为功利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正义论、自由至上主义这一四象式的关系。[108]
易（易）之循环经济观的具体形态，在西方也呈现为与天地人相似的三功能体系式的循环。通晓40种语言的法国学者杜梅齐尔分析了印欧的所有神话，阐明印欧神话具有生产—分配—消费这一三功能体系的循环结构。[109]杜梅齐尔的研究成为关乎历史所呈现之经济循环的重要研究课题。历史循环论由汤因比再度加以强调。关于东西方循环论之代表性理论易（易）三才（三才）的经济学应用等社会问题适用可能性的古典研究，可举朴容淑[110]、崔英辰[111]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成果可举李炳哲[112]的研究。[113]
第三，作为循环论经济思想的大巡思想之研究，可举：以生产与财富之再分配为中心、与近代性概念相关的尹基峰[114]研究；与作为真正近代性概念之解冤相关的李京源[115]研究；以及与个人怨恨和社会怨恨之解冤样态相关的高南植[116]研究。
在大巡思想中，循环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论，既有的大巡思想研究为阐明大巡思想的循环论性格提供了良好基础。若整体考察对大巡思想的研究，既有大巡思想研究主要从作为新宗教的层面、作为韩国宗教的层面、以及作为东西方整合之普遍世界宗教的层面加以研究。
首先看作为新宗教层面的研究，其主要阐明依据旧韩末社会经济背景而产生的、作为新宗教的大巡思想。[117]与本文相关而受瞩目的此一领域研究，着眼于大巡思想之活跃并非在旧韩末、而在1980年代以后的韩国现代社会这一点，与其单纯将大巡思想视为旧韩末的新宗教，不如在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维度上以普遍科学加以接近。[118]若说与大巡思想可谓略有差异的甑山思想[119]主要从新宗教的立场加以研究，[120]那么大巡思想则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而展开研究。[121]此外，亦有研究新宗教指导者彼此之间存在交流的。[122]
接着看作为韩国宗教层面的研究，有将大巡思想视为道教之韩国发展形态的研究[123]，以及将大巡思想与儒佛仙三教合一[124]、民族宗教[125]、心论（心论）[126]相关联的研究。与本文相关而受瞩目的此一领域研究，同样是与其将大巡思想视为旧韩末为恢复民族认同而产生的新宗教，不如如同韩流热潮所见，将儒佛仙三合视为韩国文化框架之一的研究。[127]
第三，看作为世界宗教层面的研究，则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128]、教育学[129]、黑格尔[130]、人类学[131]、共同体主义[132]、平等主义[133]、生态学[134]、环境伦理[135]等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或与儒佛仙东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与本文相关而受瞩目的此一领域研究，着眼于近来东方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被视为如精神分析学与复杂系统科学般的科学这一点，将大巡思想视为与东西方思想相比较的韩国式科学与科学方法论。
综合上述先行研究可见，关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的研究，需要在“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之东方渊源的推论”与“儒佛仙与西教经济思想之交流”的基础上，以循环之法综合各项个别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