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之自生的近代性比较研究
——以天·地·人三才之统合为中心
崔原爀
大巡宗学科
大真大学研究生院
当今，东学（東學）农民运动正被重新评价为可与法国大革命相媲美的近代运动，而大巡（大巡）思想则作为一种能够借由东方传统思想阐释近代世界之变迁的自生性思想而备受瞩目。本论文以东方哲学之思维方法层面的"东学"概念为中心，旨在论证东学与大巡这两大思想体系皆通过对天·地·人三才宇宙论的重构，建构出东亚自生的近代性。
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此前多被分别置于与后现代哲学的对照之中，作为东亚自生的近代性而被广泛讨论。然而，既有关于自生的近代性的讨论，并未强调它们与西方近代性所共有的东方根源。
此外，就"东学"概念所呈现的、涵摄性的东方哲学思想体系而言，这两种思想亦未曾被置于彼此关联之中加以研究。本论文以作为"圣与俗的统摄"之多元现代性概念为基础，借助东方哲学的关联性思维方法，比较天观·地观·人观的自生的近代性，旨在更为清晰地揭示这两种思想的价值。
作为该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论进路，本论文援用了三种关于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取向：葛瑞汉（A.C. Graham）的关联性思维理论、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阈限性（liminality）理论，以及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的复振（revitalization）运动理论。之所以同时运用这三种理论，是因为它们在比较研究中能够相辅相成。其一，关联性思维理论可阐明东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认识论差异，从而厘清自生的近代性与近代性之间的区别；其二，阈限性理论对于阐释近代性中的迁移过程——即神圣仪礼的迁移——具有有效性；其三，复振理论则有助于说明在迁移过程中对传统的承继。
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之自生的近代性，发轫于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在欧洲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于东方传教——所提出之问题的回应。利玛窦批评东亚的天·地·人观过度强调理性化，仅注重天地之属性，而缺乏天地之人格神性质。对此，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通过天外天之出现以及超越性之天以人身降世的概念，提出了一种统合东西方天·地·人观的圣与俗之重构。以关联性思维为基础，这两大思想体系所构想的超越性之天，得以将东西方天·地·人观之精华加以统合。
强调实体的西方天·地·人观将此三者视为彼此分化的存在，而强调属性的东方天·地·人三才宇宙论则将其视为相互同化、凝缩与嫁接的存在。对此，东学思想试图通过提出超越性的天观、随之而来的地之实质化，以及视人与天对等之以人为本的人观，来统合东方与西方。东学的天地观最初出现于以黄帝（黃帝）为渊源、历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之久的东亚文明史中，它与朝鲜社会产生共鸣，并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然而，由于未能克服儒教的局限，东学思想最终失势，沦为作乱与动乱之运动。
对此，大巡思想以神性以人身降世为前提，依循神人依导（神人相互依存）之原理，将天、地、神之概念结合于气化论之中，重新发掘出潜藏于东方思想中的天·地·人之功能。借由神与人相互依导的概念，潜藏于东方思想中的天外天与神之功能得以被重新发掘；而由天外天之视角观照的天界·地界·人界，因东学思想在其所处儒教局限之下未能实现这些理念，遂得以复振。大巡思想通过解冤相生（化解冤结以共谋相互饶益）与报恩相生（感念恩惠并予以回报以共谋相互饶益）之教义，重新界定了东学思想，并建构出一种自生的近代性——它统合了可应用于日常现象之天、地、神之间的关联性思维。依循大巡思想之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与道通真境等宗旨，大巡思想呈现出一种与天·地·人三界（三界，samgye）、后天、相生、神道、地上天国、地上神仙等关联性理念相协调的崭新自生的近代性，并将天·地·人三才宇宙论呈现为真东学（Chamdonghak）。
关键词：自生的近代性、东学（東學）、真东学（Chamdonghak）、大巡（大巡）思想、天·地·人三才统合、关联性思维、阈限性、复振、气化论、神人依导（神人相互依存之原理）、作乱（作亂）、治乱（治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