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绪论（引言）
1. 研究的必要性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亵渎神明之罪，被罚永远将巨石推上石山之巅，而巨石又一次次滚落，受尽折磨。正如西西弗斯一般，现代人在极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中却不知满足，其精神痛苦在于：现代人的经济哲学源自儒佛仙、西教，却被困于仅凭自身存在无法解决问题的自由至上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功利主义的框架之中，无法以循环1)之法走出这一框架。尤其因为循环之中藏着一个秘密——正如西西弗斯一样，若无绝对者之助，绝不可能将巨石推上山巅。
宗教发展伦理、伦理发展经济，对这种宗教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不予信任的现代人，早已遗忘经济思想本源于宗教。2)然而，自近代以来人们以宗教成为经济发展之障碍为由而轻视宗教，结果实质经济反而更加倒退，3)人类被困于韦伯所说的直线式合理化这一“铁笼”之中，4)于是韦伯所主张的“经济思想即宗教思想”重又受到瞩目。5)事实上，今日韩中日东方三国主导世界经济，于是在经济与伦理之间优先伦理的儒佛仙之循环经济思想，反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日益凸显。6)
正如韦伯所言，宗教曾一次次克服各时代的经济危机。7)东方代表性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与西方的西教（西教）8)，皆在被称为文明轴心时代的、向铁器时代转换的过渡期，作为应对经济体制变化的思想体系，在王室与基层民众的呼应之下发展而来。9)今日作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宗教之所以曾被视为经济发展之障碍，并非宗教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世界经济相互交流、规模扩大，而宗教彼此之间却未能循环、反而相互冲突。10)在宗教相互冲突的新局面下，人类未能发扬过去那种使宗教得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循环智慧、使各宗教相互循环的能力，反而犯下了将既有宗教一概废弃的错误。11)
疏远宗教的现代人，正如韦伯所预言，被困于万物皆被直线式12)合理化的铁笼之中，经济愈发艰难。在此情形下，儒佛仙传统深厚的韩中日东亚三国之经济发展，使人们期盼一种能够整合儒佛仙与西教经济思想之长、使经济与伦理得以循环的新宗教之出现。13)
大巡思想的经济观，一方面以“利玛窦（利马窦）率领东方的文明神，在西方开启了文运”14)这一西方经济学的东方渊源为标志，15)另一方面以“钱乃依循环之理而生、而用之物”16)这一循环性为特征，主张可以整合儒、佛、仙与西教之长，达成经济与伦理的崭新循环经济观。依大巡思想所体现的西方思想之东方渊源：西教与东方的儒、佛、仙相结合，成为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冲突的西方经济伦理；而在伦理与经济之间优先伦理的东方循环经济观，则解决伦理与经济的冲突。因此，通过个人与共同体、经济与伦理的循环性，便可解决儒、佛、仙与西教的冲突。
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循环的主张由来已久，但主张作为伦理学与经济学之根基的儒、佛、仙与西教处于循环关系之中，则以大巡思想为最早。大巡思想认为，经济与伦理不仅相互循环，个人与共同体亦处于循环关系，因此由个人—共同体、经济—伦理这两条轴线所产生的经济问题，皆可以循环之法解决。“钱乃依循环之理17)而生、而用之物”一句之中，既包含第一层意涵——万物由天命（天命）而生、各依其需而被使用的循环论分配伦理，也包含第二层意涵——以儒佛仙与西教为基的经济思想，其内部亦相互循环。
今日经济问题的核心轴线可谓个人—共同体、伦理—经济，因此若具体考察循环危机，则可依个人—共同体、经济—伦理这两条轴线分为四类。第一，从个人—经济的层面看，是经济动机崩溃的问题18)；第二，从个人—伦理的层面看，是经济伦理的丧失；第三，从共同体—经济的层面看，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一体制的问题19)；第四，从共同体—伦理的层面看，是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问题。
[图1.1] 现代的经济问题
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万人彼此共鸣的共感时代20)，但恰恰因为技术的发达，一个病毒便能使整个世界网络崩溃。今日由循环之麻痹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其规模与余波之严重，已非过去的经济危机所能相比，且日甚一日，人类正暴露于日常化的经济崩溃风险之中。东方宗教早就指出，在经济与伦理之间若优先伦理，便能挽救经济。“经济（经济）”一词的起源，以及东方思想之精髓《大学》，皆强调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循环。东方的“经济（经济）”是“立世界之经纬以救济百姓”即“经世济民（经世济民）”的简称，21)《大学（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22)）。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外本內末 爭民施奪）。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23)”，主张唯有优先伦理，才能再生经济的循环。今日世界经济与“经济（经济）”之定义及《大学（大学）》恰恰相反，陷入只取不予的单向经济逻辑，从而遭遇循环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循环问题，如今在以“囚徒困境”之类博弈论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中寻求答案。24)行为经济学中恢复经济循环的方法，也是个人与共同体之优先次序的对调。“囚徒困境”是这样一门学问：两名囚徒被捕，若一方先于对方坦白便可减刑，研究囚徒此时作何判断方为最明智。研究囚徒困境的行为经济学指出，两人都不坦白则对双方皆有利，但人们却易陷入两人都坦白这一最坏的决定；今日的市场经济正如囚徒困境一般，遭受着不必要的危机，而通过协作便可摆脱最坏的危机状况。25)尤其囚徒困境本应在情境反复、循环之中得出更明智的判断，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实在令人遗憾。
美国享誉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者加尔布雷思说“经济是漂浮在道德这片海洋之上的岛屿”。在经济与社会伦理相冲突、若无新经济思想之出现便无法解决环境危机与人的异化的今日，声称经济与社会伦理无关，只不过是一种幻想。26)经济学一如物理学、化学等被纳入诺贝尔奖，俨然欲被视为与物理、化学一样的实证科学，27)但它其实是一门发端于伦理学的学问。28)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学起源于伦理学与工程学两处。29)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0)中所言，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于“获得财富即得救之征兆”这一加尔文31)的预定论。32)资本主义不仅源于伦理学，更起源于宗教。33)
行为经济学针对社会与个人之循环问题所提出的解法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却未能容纳人类实际发展而来的遗产。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4)中所展示，社会与个人的循环问题，传统上在关于宗教与经济之关系的经济—宗教—伦理学研究中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并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循环是解决经济与伦理诸般问题的后现代主义解决方法。35)今日循环经济观常被误认为是前现代的经济观，36)但在自然科学中，循环乃自然所证明的、最大限度发挥万物之长、使其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方法。正如爱因斯坦通过圆将牛顿物理学相对化、从而解决了难题一样，循环是一种更高维度的运动，能够调和彼此相反的直线运动。37)正如在爱因斯坦的循环世界观中欧几里得的数学被全部重写一样，38)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而循环化的世界中，经济学也将被循环式地重写。伦理与经济的循环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要素，今日改革倾向之所以消失，正是因为对经济循环的信念已不复存在。在视伦理道德为金科玉律的韩国，今日总统与宗教人士竟在电视上毫无羞愧地大谈冬奥会申办之类文化议题的经济效果，这对今后韩国经济的发展而言是危险之事。
伦理与经济的循环之所以是经济的核心，正因经济循环今日陷于麻痹才得以清晰显现。第一，循环在微观上为经济发展提供动机。循环一旦麻痹，人类追求安定的属性便使社会极度保守化、发展陷于停滞。正如孟子所言“无恒产则无恒心”39)，调查至今仍保有循环经济观的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法国结构主义40)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发现，循环经济观一旦消失，对发展的意欲也随之消失，并在循环经济观中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停滞之原因的答案。41)
第二，循环在宏观上医治经济危机。循环如同西方的罗素悖论一般，能给出直线式逻辑结构之最佳解答——结构与过程——所无法解决的答案。正如血液循环于全身、以盈余之处补不足之处一样，循环将整个经济的效率与潜力最大化。今日，因循环之麻痹所导致的现代人经济动机之丧失、道德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纷争以及环境问题这一经济危机正在到来，而经济危机可以用东方的循环原理加以解决。
不仅在经济观上，在世界观上，循环性也并非大巡思想所独有的特性。循环思想是宗教的普遍特性。42)本文所强调的大巡思想之循环性，是一种如同“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复杂系统科学那样、儒佛仙与西教皆发挥核心作用的多元循环性。
此外，既有科学并非基于循环论，并不意味着循环性的科学便优于既有科学。作为循环性之基础的阴阳概念，尽管今日其科学性广受认可，但正如韦伯所指出的，过去曾存在诸多问题。43)尤其是依据阴阳思想将万物加以象征化的儒教，其问题之多甚至足以被冠以“儒教之典宪”之名。44)今日大巡思想的循环经济观，是一种克服过去循环与阴阳所具有的缺点、并使其长处化的思想，它并不主张自身优于其他宗教。45)
宗教中关于现实呈现的经济思想之论述虽然罕见，但一如一切思想，宗教思想的最终结论都汇集于经济之中，故而越是后世的宗教，其关于经济的思想越是明确。在大巡思想中，与经济相关的宗教思想相比其他宗教得到了明确的论述。今日的循环经济观需要极为综合而复杂的理论。下面就来考察一下发展了各宗教经济思想之长的大巡思想之循环论经济观。
2. 先行研究综述
关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的先行研究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关于“利玛窦率领东方的文明神，在西方开启了文运”这一西方经济思想之东方宗教渊源的研究；第二，关于“钱乃依循环之理而生、而用之物”这一大巡经济思想之循环特征的理论；第三，关于货币的循环性及其与宗教之相互关系的研究。
首先，关于第一项“利玛窦率领东方的文明神，在西方开启了文运”这一西方经济学之东方宗教渊源，代表性研究有46)：主张西方近代文明起源于中国的“西方文明中国起源说”，以及主张经济思想源于宗教的韦伯研究。西方文明中国起源说直至18世纪中叶仍是欧洲的常识，但自18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历史歪曲，直至最近才得以复原。代表性学者，在中国有朱谦之47)，在西方有以依附理论闻名的弗兰克48)、加文·孟席斯49)、约翰·M.霍布森50)、顾立雅（H.G. Creel）51)，在韩国有黄台渊52)、全洪奭53)。此外，还有从孟子哲学与法国启蒙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寻找丧失道德根据的西方哲学之危机、并展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问题意识之相似性的弗朗索瓦·朱利安54)等。在阐明循环经济观时之所以首先阐明西方经济思想的东方宗教渊源，是因为一旦阐明西方经济思想源自东方宗教，不仅能够证明经济思想彼此循环，而且对于克服全球文化的认同危机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55)
韦伯虽未能发现“曾是经济发展之根基的东方宗教发展为西方经济思想，而东方宗教若加以循环，又可通过宗教再度解决亚洲式的经济停滞”，但他首次指出了经济思想即宗教思想。56)加尔文在日内瓦57)率先在世界上对商业与高利贷给予神学上的正当化，从而成为长老教之始祖，同时也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之始祖。58)当时伊斯兰教强力禁止高利贷，因此世界上最早承认高利贷的是中国与印度。59)然而加尔文不过承认了高利贷与安息年制度的程度，60)西方资本主义真正全面化，实在17世纪末利玛窦身后由中国传来的儒佛仙富国强兵之策传入之后。61)然而，直至亚当·斯密仍承认中国之优越的西方，自韦伯以后却呈现出将东方殖民地化的东方主义性格。韦伯批判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而创立的理念型（Ideal Type）与理解社会学，恰好适于否定西方思想的东方宗教渊源。62)
韦伯称资本主义之始祖为加尔文，却未予阐明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东方起源。事实上，与韦伯不同，黄台渊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决定性地发展出资本主义体制，与其说是因为西方借加尔文之手将财富观转变为自由主义的财富观，不如说是因为西方发现了当时最富庶的中国。63)64)正如大巡思想所体现的，利玛窦（利马窦）为在当时最富庶的中国建设地上天国而展开传教活动，65)利玛窦与耶稣会传教士为传教而翻译的与中国经济思想相关的书册，连同关于中国富庶经济的口碑，在全欧洲掀起了“效仿中国”之风潮与新的中国式经济思想。66)借加尔文之思想，西方好不容易才转向有别于传统的自由主义财富观，却仍心存些许犹豫；而当西方为基于中国自由主义财富观67)的富国强兵经济思想所倾倒时，便毫无留恋地抛却了余下的犹豫，将中国的经济思想推向更为极端。68)亚当·斯密效法孔子与司马迁的富国强兵之策，主张相当于中国之“道”的看不见的手69)会调节人对满足私欲的渴求，故可放心积累财富。70)中国的经济思想本是基于中国固有循环性的循环经济思想，而西方化的经济思想虽起步于基于共同体主义的禁欲主义，却在所积累资本之力的推动下省略了循环性，转而主要偏重于财富观与富国强兵。只是在东方，正如韦伯所说，儒佛仙曾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后沦为障碍要素；在西方，它却反而与西教相结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引爆剂；而今日在韩中日，它又再度复活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阐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之妥当性的第二项先行研究，可谓是关于“依循环之理而用的钱”这一货币之经济功能、即经济与伦理之关系的研究。所谓经济伦理理论，是指经济与伦理处于如阴阳般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而经济伦理以人类所追求的德、善、正义为中心，有自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这四种经济伦理形态。西方伦理学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经西教的共同体主义伦理学71)、康德的义务论72)社会契约主义伦理学，而抵达英国的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73)货币的经济功能同样可以个人—共同体、经济—社会这一框架来分类，因此第二项先行研究在细部上又分为四类。
[图1.2] 各宗教的方法论及代表性研究者 74)
第一，从个人—经济的层面阐明货币与经济之根源在于宗教、即经济与宗教之循环关系的实证主义研究，有韦伯的研究——据称他穷尽一生，通过宗教与经济的相互循环关系，确立了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论。针对“宗教只不过是经济的边缘问题”这一唯物论，韦伯奠定了证明“宗教乃经济之核心关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75)关于货币循环性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经济伦理上呈现为自由至上主义76)。
第二，若说从个人—经济层面以实证主义阐明宗教与经济之循环关系的人是韦伯，77)那么从个人—伦理层面、以现象学的关系论阐明经济与伦理实际循环之价值论作用原理的人，便是齐美尔。78)齐美尔开创了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79)相对的形式社会学80)这一现象学81)的关系论，以现象学的方式展示了韦伯所说的、成为资本主义之始的西教伦理，是如何转变为将货币奉若神明的资本主义的。若考察运用齐美尔方法论的、关于宗教与经济之相互循环关系的研究，可举本雅明关于“与韦伯的说明相反，曾是资本主义之根源的禁欲资本主义，今日竟流于赌博资本主义”的研究。82)现象学研究展示了今日货币如何如同过去的神一般成为一切交换的中心，以及人们何以对金钱产生义务感。关于货币循环性的现象学研究，在经济伦理上呈现为社会契约主义83)。
第三，从共同体—经济的层面，阐明齐美尔所揭示的货币之现象学功能如何在结构上被运用于社会之过程的，便是鲍德里亚84)与布尔迪厄85)的结构主义论。鲍德里亚与布尔迪厄表明：在个人层面仅作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用的商品，到了共同体—经济阶段便成为符号价值，今日的消费者正消费着商品的符号价值而生活。关于货币循环性的结构主义研究，在经济伦理上发展为功利主义86)。
第四，若看共同体—伦理的层面，结构化的资本主义实际运转时是以关系为中心而运转的，87)因此符号价值唯有转变为赠与他人的象征价值，经济才能循环——这便是赠与论的经济学88)。主张符号价值论的布尔迪厄与鲍德里亚89)认为，符号价值应转化为通过共同体而实现的象征价值90)。关于货币循环性的以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便是以麦金太尔91)、迈克尔·桑德尔92)为代表的经济伦理共同体主义。93)
西方经济伦理之中，尤其是共同体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因共同体之丧失而引起的循环危机。循环论经济观正如齐美尔阐明交换价值与效用价值相互循环一样，阐明了自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这四种经济伦理形态同样相互循环。
阐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之妥当性的第三项先行研究——关于货币循环性的研究，与宗教的循环性相关联，由宗教循环论世界观、东西方循环经济观、大巡循环论世界观构成。
第一，阐明宗教彼此处于循环关系之研究，可举韩泰东94)关于宗教逻辑的研究。韩泰东运用现代数理逻辑学，表明儒佛仙与西教各自可以用一种逻辑结构来表示，且各逻辑相互循环地关联。此外，在东方，韩中日同属儒教圈，却各自承袭孟子（舜帝系列—性善说）、孔子（尧帝系列—性善性恶说）、荀子（禹帝系列—性恶说）的传统，因而即便在今日资本主义时代也维持着各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关于韩中日宗教与经济关系的李起东研究即论及此。95)
第二，微观的循环货币观，在宏观上发展为东西方多样的循环经济观。当假定人为自利、从而压抑人之利他欲望的古典经济学因其偏狭而受到批判时，同时强调伦理与经济的替代性经济思想——循环论经济学的重要性便受到瞩目。卡尔·波兰尼96)、布罗代尔97)之类社会经济学家指出，经济是以社会为基础而呈现的寄生性例外现象，并通过历史证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一旦崩溃，经济也随之崩溃。98)在人类社会学上，马塞尔·莫斯表明，与主张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同，赠与比自利的交换在社会构成中更为根本。99)赠与论经济学的代表，可举过去西方的三功能体系100)或东方的三才（三才）思想101)，以及今日的复杂系统经济学102)、生态主义经济学103)、赠与论经济学104)、共同体主义经济学105)。
在东方，循环论经济观基于易（易）的循环性而呈现。以天地人三才（三才）呈现的易（易）之循环经济观，伴随对作为复杂系统科学之易（易）的发现，进而推进到对各宗教思想之关联性的研究。苏光燮证明了作为相克与相生之最小体系的五行，106)其后续又有对八卦的证明，107)从而为东方阴阳五行之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天地人三才扩展为五行，儒佛仙与西教的关系被配置为四象（四象）式的关系，与经济相关的伦理思想也被概括为功利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正义论、自由至上主义这一四象式的关系。108)
易（易）之循环经济观的具体形态，在西方也呈现为与天地人相似的三功能体系式的循环。通晓40种语言的法国学者杜梅齐尔分析了印欧的所有神话，阐明印欧神话具有生产—分配—消费这一三功能体系的循环结构。109)杜梅齐尔的研究成为关乎历史所呈现之经济循环的重要研究课题。历史循环论由汤因比再度加以强调。关于东西方循环论之代表性理论易（易）三才（三才）的经济学应用等社会问题适用可能性的古典研究，可举朴容淑110)、崔英辰111)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成果可举李炳哲112)的研究。113)
第三，作为循环论经济思想的大巡思想之研究，可举：以生产与财富之再分配为中心、与近代性概念相关的尹基峰114)研究；与作为真正近代性概念之解冤相关的李京源115)研究；以及与个人怨恨和社会怨恨之解冤样态相关的高南植116)研究。
在大巡思想中，循环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论，既有的大巡思想研究为阐明大巡思想的循环论性格提供了良好基础。若整体考察对大巡思想的研究，既有大巡思想研究主要从作为新宗教的层面、作为韩国宗教的层面、以及作为东西方整合之普遍世界宗教的层面加以研究。
首先看作为新宗教层面的研究，其主要阐明依据旧韩末社会经济背景而产生的、作为新宗教的大巡思想。117)与本文相关而受瞩目的此一领域研究，着眼于大巡思想之活跃并非在旧韩末、而在1980年代以后的韩国现代社会这一点，与其单纯将大巡思想视为旧韩末的新宗教，不如在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维度上以普遍科学加以接近。118)若说与大巡思想可谓略有差异的甑山思想119)主要从新宗教的立场加以研究，120)那么大巡思想则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而展开研究。121)此外，亦有研究新宗教指导者彼此之间存在交流的。122)
接着看作为韩国宗教层面的研究，有将大巡思想视为道教之韩国发展形态的研究123)，以及将大巡思想与儒佛仙三教合一124)、民族宗教125)、心论（心论）126)相关联的研究。与本文相关而受瞩目的此一领域研究，同样是与其将大巡思想视为旧韩末为恢复民族认同而产生的新宗教，不如如同韩流热潮所见，将儒佛仙三合视为韩国文化框架之一的研究。127)
第三，看作为世界宗教层面的研究，则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128)、教育学129)、黑格尔130)、人类学131)、共同体主义132)、平等主义133)、生态学134)、环境伦理135)等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或与儒佛仙东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与本文相关而受瞩目的此一领域研究，着眼于近来东方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被视为如精神分析学与复杂系统科学般的科学这一点，将大巡思想视为与东西方思想相比较的韩国式科学与科学方法论。
综合上述先行研究可见，关于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的研究，需要在“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之东方渊源的推论”与“儒佛仙与西教经济思想之交流”的基础上，以循环之法综合各项个别思想研究。
3. 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今日大多数人的经济观皆未能摆脱基于儒佛仙与西教的自由至上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契约主义、功利主义，因而备受创伤，却不知其原因在于循环的属性——经济即循环，而看似自动的循环唯有绝对存在之介入方才可能。本文立足于“循环是韩国式科学之固有特性”这一视角，以与易之循环原理相似的拉康循环论及以复杂系统科学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循环方法论，综合既有研究成果，意在研究能够循环式地医治既有经济思想的大巡经济思想。本文在研究大巡思想之循环经济观时，意在着重研究儒佛仙与西教经济思想冲突之解决方案，以及循环经济观的具体形态。
首先，第Ⅰ章简述了研究的必要性、先行研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现代环境危机与社会危机使经济的循环陷于麻痹，且因技术之发达，这种麻痹如蝴蝶效应般被放大，引发社会风险。本文阐明：现代危机将以基于传统的新经济思想之出现而得以解决，而作为此种思想，对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的研究正被需求。第Ⅱ章为对经济、伦理、宗教与大巡思想作整体比较，阐明了各宗教皆是从经济伦理之某一个侧面有限地试图解决经济问题。各宗教的经济思想以生产、流通、分配、储蓄这一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某一部分为中心而发展。本章将既有宗教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伦理重新整理为财富观—储蓄—道教—自由至上主义、分配论—分配—佛教—社会契约主义、劳动观—生产—儒教—功利主义、财货观—流通—西教（西教）—共同体主义，以考察既有宗教作为经济问题解决原理的有限循环性。
第Ⅲ章分析宗旨中所体现的循环经济观。第Ⅲ-1章意在具体阐明大巡思想的循环论特性。东西方循环论以易（易）为代表，故首先定义易（易）之循环性属性——待对（待对）、流行（流行）、中和（中和）、回归（回归）、增殖（增殖），并代入复杂系统科学与拉康的循环理论以考察其意涵。将易之循环性属性应用于宗旨与经济：第Ⅲ-2章考察可谓相当于道教的待对式（待对的）自由至上主义财富观，第Ⅲ-3章考察可谓相当于佛教的回归式（回归的）社会契约主义分配观，第Ⅲ-4章考察可谓相当于儒教的中和式（中和的）功利主义劳动观，第Ⅲ-5章考察可谓相当于西教的流行式（流行的）共同体主义财货观，皆通过与相应宗旨及《典经》之句的比较分析加以考察。需声明，本文是将拉康与复杂系统科学诸说中强调循环性的特定部分与经济相关联，故与本文不同的解释亦完全可能。
第Ⅳ章意在通过第Ⅲ章的分析，将宗旨之循环经济观所蕴含的价值与经济问题相对应加以考察。第Ⅳ-1章将与个人—经济层面的经济动机相关联，考察阴阳合德可成为经济动机丧失之恢复方案。第Ⅳ-2章从个人—伦理层面与经济伦理相关的角度，考察神人调化可成为经济伦理恢复之替代方案。第Ⅳ-3章从共同体—经济的层面，考察今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第三条道路之类的理念问题，可在“不结仇怨”之解冤相生原理中得到冲突的解决。第Ⅳ-4章从共同体—伦理的层面，考察道通真境这一循环世界之确立，乃恢复人类共同体性、建成地上天国之路。
第Ⅴ章结语确认本研究的局限，以及第Ⅳ章所阐明的大巡思想循环经济观之价值，不仅可成为大巡思想、更可成为韩国思想全球化的一种方便，从而成为第Ⅰ章所提出的现代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
附带说明：本文中通过循环对作为复杂系统的五行现象之理解、以及各宗教与经济思想对五行的配置等，本文全篇之内容并非大巡宗教学科的官方立场，而仅为个人之见解，特此预先声明。